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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为中介 论一种虚化的现代性审美的可能性（第1页）

以自然为中介：论一种虚化的现代性审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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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可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对现代性最早的诊断，来自波德莱尔在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直接讨论“现代性”

一节中所指出的二元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古代留下来的大部分美丽的肖像都穿着当时的衣服，他们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服装、发型、举止、目光和微笑构成了全部生命力的整体。

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

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就要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

[1]

那么，现代性就意味着有限与无限的联系，但这个连接不可能直接进行，如同荷尔德林所言，只有“严格的间接性”

[2]。

可是现代性审美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连接起二者，反而是一直在不断撕裂二者之间的裂隙。

因为连接的中断，现代性悲剧的停顿（“caesura”

：荷尔德林式的现代性灾变诊断[3]）不断扩展，现代性不断处于灾变（catastrophe）之中，“灾变的现代性”

反而成为常态。

无常短暂变化与永恒无限性的双重性，及其内在联系的断裂，现代性的这个困厄其实有着自身的根源，因为西方的现代性在启蒙之后，消解了西方之前的那些起着中介连接作用的主体们：从古希腊的哲人、中世纪的圣人或圣徒，到近代的君主或主权者，这一系列中介经过康德启蒙理性的批判，导致有限与无限断裂在荷尔德林对悲剧停顿的思考中变得尖锐起来。

随着尼采更为彻底地宣称“上帝之死”

，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彻底断裂，中介的打断也造成一个中空的虚空地带，虚无的深渊至此洞开，而且这个中空不允许被任何的中介来填补了。

启蒙的后果在于，我们每一个现代性的个体，有着如此的双重性：一方面，传统那些神圣的中介已经下降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但仅仅作为神圣的哀悼与追忆的痕迹，是对丧失的追怀，不再成为唯一的中介，或者如同尼采所言，上帝的裹尸布或阴影还会笼罩我们一千年；另一方面，那个退场与逃逸的或死亡的神成为虚空的，神的坟墓早就空了，何时重来也不再确定了，那个神圣的位置保持着空无的敞开，这并非简单的虚无主义，而是因为不再有神的唯一名字，不再有神可以填满那个虚空，有着等待与召唤，但不知道等待谁，保持虚空的敞开——让虚空保持敞开，这个“敞开的敞开性”

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信仰——信仰一个空无的神，这是“非神”

的神圣性，是神性的回撤或无余状态（犹太教的“zimzum”

）。

在如此中介之中空的背景下，西方“被打断的现代性”

的文化与艺术陷入双重的虚无之中：一方面，个体的有限性与必死性、孤独感与唯一性，让个体陷入死亡的虚无经验之中，随着无意识的唤醒，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不断消解形体的作品上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神圣位置的空缺，让“不可表现”

或“不可见”

也成为虚无的深渊，这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尤其是罗斯科和纽曼这些犹太画家作品上表现为走向黑色绘画，导致绘画面临终结的危险。

随着中介的打断与丧失，现代性就是一种中介已经“被打断的现代性”

境况，因而现代性审美的困境就在于如何面对这个二重性：有限与无限的双重性有待于重新连接，但这个连接的“中介”

在现代性上却又是缺乏的。

在波德莱尔的19世纪，现代性还有待寻求，但对于21世纪的我们，现代性似乎无处不在，但问题却变得更为严峻了：如何在流行或时尚设计的日常生活中，在网络图像翻滚的技术虚拟中，提取出富有诗意的东西？如何从无常或过渡中再次抽出永恒性？这反而变得更为困难：对于那些轻易放弃永恒追求而沉迷于时尚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单维度的虚无主义者；对于那些沉迷于过去年代宗教归属的人，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称之为新的独断论。

现代性的品质是承受有限与无限之间联系的断裂，对这个断裂的忍耐反而成为现代性的根本品质，如何生活在无常、变化与短暂之中，还能够获得巨大的快乐？

如何连接这个二元性？我们还得回到启蒙的开始，即回到康德的三大批判那里，在《纯粹理性批判》对有限性认知的划分与《实践理性批判》对无限自由意志的自律之间，试图寻找一个本体与现象之间的连接点，于是出现了《判断力批判》，但判断力批判其实有着两个连接点：一个是优美与崇高的审美判断力，另一个则与自然目的论相关。

但现代性的发展却主要以崇高的审美、政治意识形态的牺牲献祭为主，走向了灾变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