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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书法学科制多样归属的因由及有关书法发展走向的几点思考（第8页）

的判断，张舜徽持有这样的观点：杰出的人物学问方面很宽，不限于专经研究或一才一艺之长，凡列在《儒林传》或《文苑传》中的人物，差不多是二三流的角色。

至于头等第一流的大学者或大文豪，多为通学，他们在正史中另有专传，这是历代史列传的一个通例。

苏轼即属于以为“书”

属于正经学问之余事，却把余事做到了“宋四家”

之首的例子。

从“有限之偶涉”

到蔚为大观的专精性学科，因此将“有书之才情的读书人”

到被列为书家的序列，属于自降归属的情况，启功先生不以“书法家”

为立身之道应有多视野思考的缘由。

“从东方美学上看，中国诗词歌赋、哲学、历史学、书法、国画、古琴等所谓的学科都是一种‘整体观’，它们虽然在具体治学方法、研究样式上有各自的特点和方法，但往往有同一思想的追求。”

[26]关于“通学”

的定位，祁小春认为书法很难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

因此书法理论研究，才有书法与文学、书法与绘画、书法与音乐、书法与建筑、书法与政治制度、书法与经济、书法与学校教育、书法与印刷文化、书法的收藏与鉴定、书法与社交、书法与设计、书法与文具，书法与裱装等围绕书写与书法的研究范围。

学问不通达常常瘀滞，学问过于达则易泛化。

余英时在谈到辩证看待“专与通”

的问题时表示：“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

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

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现当代书法展览展事，常常营造跨学科视觉效果，称之为创新思维模式。

那么研究与发展书法，就需要具备由专到通的、适可而止的、有效防止以文化为挡箭牌的无界格滥情。

3.认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对中国书法研究效用的有限性

书法与书写，完整地参与甚至主导着整个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书法图形所暗含的文化密码，也一直承载着中国传统审美的理想诉求。

将书法归类为美术，本身存在为匹配西方学科设置的而找定位的参照行为。

民国引入西方研究史论的归纳方法，并延续下来一个为书法修史的传统，如今，为一门学问做通史现象从流行变得成熟，典型的有孙洵《民国书法史》、孙以悌《书法小史》，以及现在的《中国书法史》《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批评史》……祁小春在《文献考据、东方视野与文化拓展——书法史的多元认知》一文中指出运用西方艺术理论研究书法的途径是有限的：“西方学科优秀的归纳方法是研究书法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高级方法，连有效方法都不见得是，甚至不必要掌握这类方法，而轻视和否定中国古典文献考证过程中的传统功力。”

他说：“一旦涉及书法家身份、作品真伪、相关史料的辨析等问题，便需要具备史家精神，进行朴素、脚踏实地的考据工作。

传统的方法要重视，书法史研究真正的立身之本还是传统的文献考证。”

由上，综合当下书法的学科点，其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多半兼顾到民国时期的讨论成果。

总体是对书法历史学问和艺术创造能力的全面回应，而具体到某个学科点又有先后、有借鉴、有侧重，本质上殊途同归。

所以，当下学科建设中书法归属有如此多样的现状就相对容易理解。

多样化利于人才培养的丰富性，有统一化不具备的优点，当然其中也有人才能力可能偏颇的弱点。

不可否认的是，学科制是进步的，时代是发展的。

每个时代的意识文化体系都有它发展的优势，也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即使是汉代、唐代依然如此。

余英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小文若能有隐存的启示性，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