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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第2页）

又是世界文化版图上所特有的，连周边的日、韩、越也都受其影响，形成了一个“泛水墨文化圈”

，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传统中国画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就开启了它的现代进程，即向现代乃至后现代转型，从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在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博取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转型却仍在进行之中，因而，参与其中并去关注它，促使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便成了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

刘骁纯就是我们之中的一位佼佼者，说他是其中的一个主心骨也不为过，总之，他显得格外耀眼！

对此项事业，他曾不无信心地说：“中国水墨艺术可以，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

“这是我介入水墨批评的重要原因。”

[2]虽然说这话的时间已到了2018年，但仍能看出他当年对于此项事业的初心。

他同时又发出了两条重要的忠告：

1.“切勿用祭祖的方式做征服世界的文化幻梦”

；

2.“想靠量的扩张，去造出一个与西方当代艺术对抗的中国当代写意系统，是幻想”

。

前一条批评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保守行为，后一条则强调了要以“质”

的飞跃去取代单纯的“量”

的扩张，总而言之，必须立足于脱胎换骨式的再创造。

他还一再强调：必须承认欧美文化领先的地位。

只有吃透了西方才能谈超越，只有超越了西方才能谈中国创造，有了中国创造才能谈中国的当代文化。

由此可以看出，刘骁纯的头脑一贯都是既睿智、高瞻远瞩，又客观、冷静、理性和务实的。

在从事水墨艺术批评与实践时，刘骁纯所沿用的依然是他一贯所坚持的“历史的理论和理论的历史”

的方法，即“在批评中的研究和研究中的批评”

[3]。

所以，他的批评与研究是互动和互补的。

因此，我把他在这一领域里的贡献和业绩分为了两个部分：理论架构（即“历史的理论”

）与批评实践（即“理论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性的、了不起的建构！

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只讨论“理论架构”

。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骁纯投身水墨艺术批评的切入点依然是他一贯所坚持的形态学，而不是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科。

所以，他是在水墨艺术的观念变革和形态演化中探寻其中的发展脉络及其艺术价值的。

他曾反复声明：谈得上艺术价值再来说社会价值。

“对形态史发展没有什么贡献的社会关怀不在我的批评视野之内”

[4]。

提到“批评视野”

我不妨多说一句，每个批评家在关注某一艺术领域时，自然会有他的侧重点，乃至兴趣、眼界等，这本无可厚非。

但一定要把艺术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前，这在学术上是值得商榷的。

尤其是对处在一个大变化、大转型时期的水墨艺术来说，未免有点严苛。

在我看来，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在一个特殊时期是可以并举的，或者说是可以分别来对待的，不是非得统一不可（姑且不做详述）。

因此，刘骁纯的“批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