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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第10页）

三、创立“新规范”

“新规范”

所针对的是“现代水墨画”

（也可以是一切新艺术），所对应的是传统“旧规范”

，提出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初（刘骁纯以此为题共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92年和1994年）。

他指出：反叛性（反叛、破坏）虽是现代水墨的逻辑起点，但它不是任意胡为，而是十分复杂的解体与再造、破坏与重建的过程。

“在破坏旧规范中建立新规范”

，“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而不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

这一点，我在当时是不能接受的，面对“旧规范”

的种种压力和束缚，理应是“敢”

字当头、“破”

字当头才对，随之而来的才是“立”

在其中。

也就是说，要允许尝试和实验，而这种尝试和实验有可能就是失败的。

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亦是经验），从头再来嘛！

在此过程中，再去发现可“立”

的东西，并加以积累，积累到了相对成熟的地步，便也做到了“立在其中”

。

一步到位地做到“立字当头”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此论失之严苛且极难做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慢慢明白了刘骁纯的真正用意，正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

吧[24]。

刘骁纯把创立“新规范”

提到了现代水墨画“精意”

的高度，对其不可谓不重视。

既然创立“新规范”

如此重要，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刘骁纯的回答是：从传统规范中来，或“借古开今”

，或“借洋兴中”

。

在“借古开今”

这条线上，他举例说：推向现代象征的，贾又福、周韶华较为突出；推向现代表现的，石鲁、李孝萱、王彦萍、王炎林、晁海比较突出；推向超现实的，邹建平、张羽、刘子建比较突出；沿着水墨烘染的，谷文达、卓鹤君比较突出。

而在“借洋兴中”

这条线上的，除了林风眠、吴冠中之外，徐悲鸿、蒋兆和等人也在其中，还有一位——肖惠祥，他受到了刘骁纯的特别关注。

他在与肖惠祥的对话中说：“从外观上讲，您是将笔墨的分离效果‘放大’，拉到前台，推到极端，直接表现其自身，舍弃它曾经依附的一切……从而获得了艺术的独特性；从本质上看，您是以现代观念，从古老的传统中笔墨中发现了无限丰富的时空内涵。”

[25]

后来，刘骁纯把“新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