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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进入笔墨 从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的创作谈起02（第2页）

虽然目前找不到两人1940年后直接联系的痕迹，但黄氏一直珍视他们共有的现代主义理念，这便证实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艺术交流的持久影响[33]。

在1949年前后，黄宾虹在杭州常因无法回应友人的求画感到遗憾，诸如十年前移居北美的画家余静芝（1890—1967）和1949年12月9日前往欧洲（实际去了美国）的花鸟画家张书旂（1901—1957）[34]。

在某种程度上，黄宾虹与他在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友人们在1949年后的艺术交流，令他致力现代主义实践的兴味只增不减，因为他有一批身处香港和新加坡的忠实“黄迷”

[35]。

据《时报》记者报道，1918年中国画的国际交易主要有五个中心（洋庄），而且主要经营古画[36]。

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常年受益于其庞大的海外华人网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黄宾虹曾在1928年和1935年两度造访香江，开启了地方山水艺术表现的先河，口碑甚佳。

新加坡的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来自潮州和其他华南地区，他们通过收藏现代中国艺术作品积极赞助艺术事业。

如抗战期间，徐悲鸿（1895—1953）和刘海粟（1896—1994）在1939年和1940年赴新加坡售画，成功地为中国抗日军人募捐筹款。

和香港的“黄迷”

一样，新加坡的“黄迷”

们也热心赞助其晚年的现代风格。

在筹备1947年的星洲之旅时，黄预期了他的现代立场会获得一群雅好而富有的观众的阐扬。

在与协调这次活动的弟子通信时，他畅想：“或荷传播，胜大痴哥待五百年后期赏音也。

一笑。”

[37]即便计划因故未能成行，他依然在当地“黄迷”

的推崇下声名远扬。

其中一位有经商背景的弟子陈景昭（1907—1972），不仅以“百虹楼”

名斋，在数量上争胜，更以收藏有黄氏的一批晚年精品而令人艳羡。

作为回馈，感恩有加的陈氏和其他“黄迷”

们，经常向黄氏家属汇寄现金和日用缺需品。

由于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人脉，黄宾虹与现代派画家如刘抗（1911—2004）也保持了密切联系。

这位新加坡艺术界的领袖，将黄宾虹的巨大成就置于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格局中，评点得鞭辟入里，十分精到[38]：

记得廿年前，我和他在上海美专同事，曾组织一个百川书画会，便时常请他做专题演讲，关于我国的文化学术，他自然谈得如数家珍，就是西洋的艺术思潮，他也讲得头头是道，哪怕什么野兽主义或立体主义，都剖析得非常透彻，他能够在中国艺术园地打下坚固的磐石，不是偶然的。

早年在巴黎的油画训练使得刘抗能用国际视野参透黄宾虹的晚年创作：

最奥妙莫如他的笔法：苍劲中含有稚拙感，高古中又带着潇洒意味，粗犷朴素的线条，往往夹着几分秀气，而纤巧细腻的点触倒拖着几许笨重，令人有嚼着橄榄，回味无穷之快。

常见峰峦起伏，巉岩崎岖之间，一片混杂，骤视之，几如乱麻之不可收拾。

但细加欣赏，则泥松石坚，草动树生，飞瀑流泉，不但动静各有所异，且亦浑厚润滋，较造物主之手笔尤易愉忱可爱。

至于他的用墨，更是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出。

一般画家要是能够把浓淡控制得妥帖适当，已算难能可贵，别无所求了。

但宾虹的墨，是当作万物之光彩来分析的，是当作大自然的性灵来研求的，是当作作家本身的人格来探讨的，这也便是我国绘画之所以昂然屹立于世的一个重大缘由：具体说来，他的墨色是不以通常的浓淡为满足的。

由于渲染时技巧的运用和水分掺和的多寡，画面可见到泼墨、焦墨、积墨、宿墨种种不凡的旨趣。

这些墨趣，有时很难加以明确的区别，只是若隐若现，似是而非之间，让你做能耐的探秘，待至豁然贯通为止，所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宾虹的画，笔与墨，都已由有法跨进无法的境界，但无法中却含蕴着至法。

艺术造诣，能达到这种阶段，已是巅峰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