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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现代主义
195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黄宾虹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亲切交谈。
其实,此前大约半年,他还不太确信自己从20世纪最初八年起坚持的艺术道路会有怎样的未来。
1949年8月,他拿到国立艺专续聘合同,确保了教职,但他并不能由此判断国画的命运。
为了改良国画,更确切地说,为了适应新政权的政治需要,1953年国画系和油画系被合二为一,成立了彩墨画系。
而在杭州,黄宾虹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面对新形势的老一辈国画家。
例如,曾于1944—1946年担任艺专校长的潘天寿(1897—1971),就尽力调整自己的文人画风和表现主题,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变化。
出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热情,他实验了各种新花鸟画风格[11],兼及人物和山水题材[12]。
国立艺专的其他教员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学院后又经历了什么呢?留学东京的现代派画家倪贻德[13],左翼美术家、作家魏猛克(1904—1993)等人以解放军军代表的身份负责接管工作。
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随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留学巴黎的雕塑家刘开渠(1904—1993)被任命为院长。
另外,中央政府派来从延安和解放区来的江丰(1910—1983)和莫朴(1915—1996),主管变革中的新形势。
据倾向进步的上海现代画家和艺术评论家朱金楼(1913—1992)的回忆,可以感受新旧交替期间校园内令人振奋的现实氛围:
解放初期除旧艺专原有教师大多在校外有家外,解放后来校的教师则均住于校内一座底层作为办公室之两层楼房上层,有江丰、莫朴、庞薰琴、丘堤、彦涵、王流秋,金冶、金浪、张漾兮、卢鸿基、曹思明等同志和我。
刘开渠院长及倪贻德副院长虽早在艺专,但亦住此楼上。
因居室集中,关系密切融洽,每于晚饭既毕,湖畔徘徊少顷后,即聚谈于庞薰琴、丘堤夫妇居室中,俨然“沙龙”
,自教学探讨、艺坛旧闻、老区故事、社会经历,以及延安——上海——巴黎,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涉,谓之“楼居夜话”
……[14]
“楼居夜话”
可被视作此次工作坊主题“社会主义现代主义(so)”
的一幕。
这所国立院校的高等艺术教育,它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将其重心转移至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民学”
观上。
1948年8月15日,从北京到杭州的途中,黄宾虹在上海美术家茶会上发表公开演讲《国画之民学》。
基于数十年来中国和国际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他表达了一种源自国内外国画观众的现代主义构想。
与之对比,在人民民主专政下[15],中国共产党定义的“民”
的概念,特指两条统一战线:国内,主要代表工、农、兵的社会群体;而在国际上,基本指向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人士。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新的社会构造中,黄宾虹被邀请列席政协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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