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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笔投枪画意浓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美术写生活动散记（第4页）

我想通过这个具有健壮体魄的劳动者，表现中国农民的勤劳勇敢的品格。”

[18]张望的代表作《歌唱八路军是恩人》是一次实地采访的产物，“这幅木刻就是根据当时的速写创作的。

这次由村里找到张家畔驻军医院，要走很多里茫茫无边的沙漠地带，如没有老乡带路，我是无法找到的，更谈不上创作了。

这又一次说明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

[19]。

虽然延安时期的写生作品留存下来的原作十分少见，但它们作为创作的素材或“画眼”

的作用，是不须赘述的。

在延安这块中国当时最进步、最光明的土地上，新年画、木刻、漫画、宣传画、连环画、画报、美术展览等美术活动盛极一时。

夏风回忆，每次盛大的农工展览会都有美术工作者参加。

“陕甘宁边区有几十个县，我们根据各县、区提供的新人新事的材料，编写脚本，再到当地调查、采访，创作之前，总要先画大量的速写，搜集形象素材，真人真事还要画肖像。”

[20]1938年9月，胡考与陈依范在延安的文化协会举办过一次写生画展，胡考在月余的时间里画了保育院的孩子、持枪的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河边洗衣的女青年、延安的街景等，其中还有一张毛泽东签名的肖像。

1944年《苏中报》要报道新四军救起一架失事美军飞机五名飞行员的事件，江有生和杨涵奉命配合报道去给美国飞行员画像。

“后来，杨涵把画的和默记的像，刻了五幅木刻，《苏中报》发表了消息和美国飞行员的木刻头像，版面显得很活泼。

那时我们只知道是在搞美术活动，没意识到，在革命新闻工作史中的某阶段，我们竟然代替了摄影记者、照相机，用木刻代替了锌版、铜版的制版工作。”

[21]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写生活动，在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夏风曾向王式廓夫人吴咸详细描述了王式廓为延安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赵占魁画像的过程。

“式廓同志是选择了最好看的角度来画赵占魁的。

因为赵的牙齿向外突出，画他的半侧面、大侧面都不好看，会把英雄人物画丑了。

要画得既不难看还要像，更要把英雄本质表现出来，反复比较，选了一个基本正面的角度来画。

这就是式廓对工农兵的感情，他不仅尊敬赵占魁同志，而且真正地爱他。”

[22]王朝闻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反对造型浮夸的文章，在这篇题为《再艺术些》的文章中，他以自己经历过的弯路来提醒大家。

“七月剧社的一个‘小鬼’叫史琳，脾气和长相都有点‘倔’。

我给他塑肖像，故意强调了这种‘倔’的特征。

后来自己察觉，这样的夸张反而表面化和不耐看。”

[23]古元从鲁艺毕业后，到延安川口区下乡，担任乡政府文书，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了优秀的木刻作品《冬学》《选民登记》《哥哥在假日》等，其中《离婚诉》是他多次处理离婚案件后表现的一个题材。

“我借鉴了珂勒惠支的作品，用强烈的黑白对比手法，刻了第一幅《离婚诉》。

拿给农民们看，他们说：‘为什么黑一片白一片，脸上那么多道道儿？’于是我就考虑到另刻一幅，以切合农民的欣赏习惯，但对原来的一幅，不无‘割爱’之感。

后来觉得（即使现在也是这样想），切合民族的欣赏习惯，建立现代木刻的民族风格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排外，应该向外国学习，但吸收外国东西的时候，应该有所选择，要符合国情，引起群众的共鸣。

这样我就从传统的年画、剪纸中学习民族的表现手法，刻了第二幅《离婚诉》。

这个作品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以线条为主要的表现手段，不再一片黑一片白，脸上也没有道道儿了。”

[24]对照古元同时期的写生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在造型上所展示的生活气息和人物味道与他的木刻是一脉相通的。

写生在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审美观的确立方面具有鲜明的主导倾向和意义，“对社会及文化状态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

[25]是它的核心。

虽然，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写生保留下来的作品十分有限，但是，通过对这些零星的原件图像和文献资料的研究，这些作品崇尚力的表现，强化雄强的风格，彰显出在战争状态下中国美术家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追求，这种张扬集体意志，强调艺术的感化功能，追求直观通俗的美学趣味，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古元曾说：“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有时代的特色、民族的特色、个人的特色。

能具有这三方面的特色，一个艺术家也就有了自己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