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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笔投枪画意浓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美术写生活动散记（第3页）

鲁艺的教学和学制是带有显著的战时特征的，政治、军事、艺术各占三分之一。

师生们对这来之不易的专业训练机会非常珍惜，质量要求也毫不含糊。

力群曾说他在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中，很佩服王式廓的素描和速写能力，“王式廓同志在素描的明暗关系上很受荷兰画家伦勃朗油画的明暗影响。”

[11]王式廓“在课堂教学中，始终强调要重视画面大的起伏、大的黑白关系，鼓励学员多画速写，多画野外写生”

[12]。

因此，写生成为延安美术青年的常态。

王朝文曾说：“在延安，我仍然在为雕塑打基础而着重于素描的基本练习，几乎每天都到处画速写。

有时，眼睛累得把一根树干看成两根树干。”

[13]石鲁是个多面手，搞舞台美术、画“洋片”

、创作木刻，精力旺盛且多产。

他常常是速写本不离手，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那时我已经有了孩子，就常常让孩子骑在肩上，用皮带拴在头上，然后到外面画速写。

学习要抓紧时间，才能跟上工作需要。”

[14]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怀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艺术理想，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人生。

延安时期的写生作品存留下来的十分稀少，究其原因无非是战争生活的动**和战时环境的局限。

原本作品的材质就很粗劣，不易保存，频繁的战场转移和迁徙，又使作品大量遗失和毁坏。

作为档案存留的画刊报纸，因为印刷技术的限制，写生、速写没有制版的条件，这也是木刻创作盛行并为报刊大量采用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延安众多的各类展览会中，写生和速写作品是非常常见的，它真实、快捷地反映现实和感受的艺术特征，是广受欢迎的。

1943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仃的《画家下乡》一文，他在文中提到：“把绘画与劳动结合起来，不但用鲜明的色彩、健康的线条去表现劳动，就是画面的笔触、节拍、律动也须和劳动情绪相呼应的。”

[15]结合张仃存世的延安写生作品，他在实践中也是如此追求的。

如《八路军下乡调研》，人物神态朴实生动，环境陈设观察细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时代气息。

另外，王式廓同时期的一些延安农民肖像写生，艺术语言精练准确，饱含深厚的情感，揭示出对象的本质特征和精神面貌。

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写生作品，具有一种原创力，是新的艺术语言对新的表达主题的一种积极回应，它或许简单幼稚、粗糙欠完备，但是它所具有的生动天真及充沛情感和旺盛精力，显得元气淋漓，具有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

写生的作用

写生在延安美术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比重，在实用与创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写生为新兴木刻“延安学派”

[16]提供了创作灵感和丰富素材，写生的积累与升华，使延安木刻形成了“极新鲜、活泼、生动、有力的作风”

。

其次，在“文艺应该成为教育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工具”

的时代共识中，在当时大多数农民和战士文化程度甚低的实际境况下，写生直接、迅速、直观、有力的特点和实用价值，在宣传鼓动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效果。

再次，“尝试着应用民间的文艺和民众的语言来创作”

[17]，写生在造型语言的大众化、民族化探索进程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审美和学术基础。

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佐证，延安美术家对写生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许多流传至今的“红色经典”

木刻，均是在写生的基础上诞生的。

如力群的一些代表作，“《听报告》描绘的就是日常所见的鲁艺女同志听报告的情景，我为她们一面喂婴儿，一面听报告，并忙于做笔记的这种积极学习的精神所感动而创作。

我的爱人萍杜为我做了模特儿，当时她刚生下第一个男孩。”

“《饮》是根据东山美术系教员素描进修时雇的一位山西模特儿而刻的。

当时我就用铅笔直接画在木板上然后动刀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