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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笔投枪画意浓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美术写生活动散记（第2页）

[3]在鲁艺先后待了八年多的陈叔亮，曾将自己在延安的速写选编成《西行漫画》写生集，于1941年4月间送请毛主席审阅并题写书签及题字。

不出半月，他便收到了毛泽东的题签和题词。

题词转录南宋画家李唐的绝句：“雪里烟村雾里滩，看山容易画山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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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所倡导的教学道路是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产、学校与社会相结合，而实践与社会联系的最佳手段就是写生。

丁里谈道：“要画出好作品，必须从两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1.提高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这才可以从现象渗透到本质，入乎其内才得以出乎其外。

2.笔下的功夫要坚实，素描是基础，要不断地艰苦磨炼。

过去有画人体、画石膏的功底，就比较得心应手，现在只好从人体的素描、速写上下功夫。”

[5]强调速成，强调以宣传画、木刻及漫画为主的人物画基础训练，是战时文艺工作的现实要求。

蔡若虹回忆：“记得在桥儿沟东山的时候，曾开过一次写生座谈会，很多同志不主张再进行**写生。

王曼硕同志说，**画的流行不能不从反对黑暗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说起，也不能不从希腊神话里许多**形象中去找联系；我们现在既非中世纪，也不能生活在神话里，我们不必去依样画葫芦……（大意如此）。

王式廓同志说，人体写生的目的，是从观察描写中去理解人的肉体结构和运动规律；模特儿应当经常变换姿势，将一次长时间的素描，改变为多次的短时间的速写。

后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教学计划。

我们不排斥人体写生，可是我们反对以画**为教条。”

[6]张仃在《画家下乡》一文中写道：“过去，革命画家在创作上，一直表现着‘为大众’的方向，现在是更进一步，画要画‘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理解，所欣赏，所喜爱。

这样，画家就一定得打开生活的圈子，到大众中间去，同时变成大众中的一员，全身心渗透大众思想、情感、情绪，要重新以大众的思想去思想，以大众的感觉去感觉，用大众的眼睛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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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的实践

写生的实践关乎艺术语言和技术问题。

延安写生活动的广泛开展，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

其一，以鲁艺为代表的延安美术，遵循的是以素描、速写为造型基础的美术观念，这种思潮是伴随着“五四”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逐步确立的，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美术教育理念。

其二，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美术人才的速成培养成为时局的客观需求，而写生训练是实用、高效地提高技术能力的便捷途径。

其三，艺术走向大众，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使美术家探索契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新型艺术语言成为自觉的追求。

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很差，丁里用两支油画笔倒过来当筷子用的细节，给初到边区的蔡若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艺虽然是边区唯一的艺术学院，但也没有专门的教学空间和教具。

桥儿沟的画室是师生上山伐木备料，用半月时间，利用一间旧厨房扩建而成的；画架、画板也是师生自行找材料打造。

画素描用的木炭条是学员抽空上山砍柳条自行烧制的，挂画的图钉就用酸枣刺来替代，纸张就用当地自制的马兰草纸。

王式廓在延安是受人尊敬的素描老师，“为了教学，他花了很长时间塑了一个石膏头像和一个胸像，还到农民家里借来瓷罐及日常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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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因陋就简地开展写生教学活动。

美术系主任王曼硕有着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留学经历和国立北平艺专等学院的教学经验，为上好人体解剖课，他“就用厚厚的马兰纸按照人体肌肉的构造，剪下一片片肌肉形象染上颜色，做成了解剖图的模型，解决了教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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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活跃在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华中鲁艺”

在解决教具方面也另辟蹊径。

为使学员在短期内能够基本获得写生的方法，莫朴回忆：“我们便在破庙中选些解剖比例较准确和神态较好的菩萨和菩萨头像，刷了一层白粉当作写生模型。”

“中国佛像艺术强调线的处理，对于要学习用线较多的速写和宣传画做准备，反而有一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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