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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 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初探（第5页）

1963年他创作了《探望老房东老战友》，画中还有质朴的人、爽朗的笑，只是现实的环境并不如画中如意。

“文革”

持续了10年，它对古元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上遭受的折磨，而是理想一点点破灭的煎熬。

“文革”

之后的1978年，他创作了著名的作品《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此作品曾经被印刷成邮票，流传甚广。

画面中的宝塔山是圣地的象征，山下奔向理想圣地的人群，延河中的倒影，整个作品的主题性不言而喻。

但那红黑两色的对比，以及一份沉厚的淡然，仿佛暗示出作者创作心态的复杂。

借景抒怀，古元一直运用的方式在这幅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从“文革”

以后的作品来看，古元的艺术成就更突出体现在水彩画方面。

这时他对政治不可避免地仍会心有余悸，而把更多的理想寄托在了艺术上。

古元这个时期的水彩画充分发挥了这一材料的透明、水性特质，画面往往清新淡雅、意境天成，同时基本剔除了画中人的存在，纵使有人，也会完全融入景中，为景而存在。

20世纪70年代的《赣江木排》《井冈山写生》《玉渊潭》，80年代的《火州古道》《昨夜大雪》《清晨》等都是十分优秀的水彩作品。

“文革”

后期古元在水彩画上取得的成就，既要归功于他在艺术本体上的更多专注，也离不开80年代以后形式主义回归的大潮。

更难得的是，古元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艺术潮流中始终坚守对于艺术的那份真诚和单纯。

选择水彩，回归自然，可以看作是“文革”

后古元对政治的一种逃离或回避，然而逃离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他把追求自由的方向更加纯粹地锁定于艺术本体，这是与曾经的“革命者”

不一样的古元。

伍必端先生曾经回忆他陪古元去太湖写生的往事，他说古元关注的都是最平常的事物，却能从平常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这是古元的美。

古元的美，美在纯粹，美在真诚，美在亲切。

这种美源于他对民众朴素的情感，对艺术纯净的初心，对自由真切的追寻。

无论是古元的版画还是水彩画，无论是主题性作品的重，抑或是小景写生作品的轻，古元都会在我们的思绪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深的印迹。

为什么要研究古元？当然可以如前文所说以历史的态度研究，但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感悟。

对于古元，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一份不同于对一般艺术家的偏爱，但我不知为什么，每每看到他的《运草》《玉带桥》《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就会莫名地感动，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的前期研究能找到些许答案。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古元先生的女儿古安村女士、儿子古大彦先生的全力支持，使我们得以更为近距离地了解古元。

在冯宇女士、李帆先生、化建国馆长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更进一步地感受到古元艺术中的那份敏感与坚持。

尤其是重读徐冰先生的《懂得古元》一文，我有了诸多共鸣。

徐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因为在我看来，古元是少有的了不起的艺术家，而且我与他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事件和艺术对我的影响，确切地说，古元和他的艺术在我思维的网络中是一个坐标，就像棋谱上的几个重要的‘点’。

在我前前后后寻找的几个大的过程中，在我需要‘辨别’时，总会遇到它，作为一个问题和参照，我必须面对它而不能绕过去。”

这样的话语我在廖冰兄评论张光宇时也见到过，他对张光宇说：“你可以超越他，但是绝对不可以绕过他。”

我想，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古元先生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