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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助画 徐悲鸿书法造型刍议（第2页）

所以书写实践中的结字造型、用笔展势，在心眼手的协同表达中，一方面成为传统文人画家一种特殊的辅助训练造型能力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实践者逐渐收获书意的精练凝约，亦将进一步深化、雅化、纯化其绘画中的笔墨趣味。

笔墨虽无情，艺术家却要借笔墨传情。

由书艺研究而获得的精湛笔墨无疑将提升情感表达的质量。

研究徐悲鸿书法的结字特点，可看出他对《虢季子白盘》《魏灵藏》《爨龙颜》《爨宝子》《郑文公碑》《杨淮表记》《石门铭》《瘗鹤铭》等碑刻拙朴纵逸书风的吸收。

他笔下那种撇捺开张伸展的造型，源于对《石门铭》《瘗鹤铭》的借鉴，他别出心裁地将常规书写中向右上方的结字取势变为向右下方倾斜的形态，明晰的造型面貌传达出他特立独行的为艺理念。

他以康南海为阶梯，沉浸北碑，不废南帖，将康氏的苍辣粗肆涵化在帖学一路的静谧舒展中，夭矫开张、情理并现。

特别是他的大字对联精品，线质雄强浑厚、气象豪迈，舍去了康有为字里行间有时难免流露出的躁烈之气。

其42岁时所书大字行书对联“安分守己，忍性尽心”

，造型峻阔、笔墨浑实，点画间英气勃发，盛年的高度自信洋溢在若奋若搏的线质中。

他的小字手札，极显画家结字造型之优长，清灵俊逸、潇洒从容。

从二百余通的《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可以明晰地看到他从35岁至最晚年58岁时的信札笔迹，早年笔下的迅捷灵动，盛年点画间的含蓄稳健，最后数年书写得渐趋舒和平缓，联系丰富的信札内容，给人们复现了一个鲜活的徐悲鸿形象。

全书最后一件书札关于“英国皇家画院院士白朗群先生评介”

特别值得关注，与前面众多的书作相较，此件手札表现出强烈的古拙趣味，这在人们常规所见的悲鸿先生书作中颇显不同，通篇笔迹简古径直，在保有其个人书法造型修长舒展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构中减弱了一贯灵巧婉转的一面，点画多取直线，少有弯曲弧度，笔墨意趣似乎隐含着对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

的某种回响。

拙趣的凸显表明悲鸿先生在晚年书艺探索中又有了新的设想。

将他与同时代的书家做比较，康有为“苍辣”

，于右任“阔大”

，吴昌硕“硬健”

，林散之“精深”

，谢无量“文雅”

，李叔同“尽去浮华”

，虽各造其极，但若论才情与功力兼备，恃才而不骄纵，气象浑穆高远者，悲鸿先生自是高格独立，其书作坦诚恳切，骏迈沉郁间以“情”

动人。

在他的国画巨作《愚公移山》中，生动坚实的人物造型在当时日趋保守的艺术界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令人们耳目一新。

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写实的人物形象不谈，仅从他勾画物象轮廓的线条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精湛的笔墨控制力。

线质的浑劲斩截有力地促进了画面物象的刻画，而这样高质量的线条表现力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他的大字行书创作，点画的凝练浑朴与绘画中的笔墨趋向潜隐暗合。

《雄鹰》《自写》中浓重酣畅的书写，与他1942年为傅抱石作品题写的大字诗塘“元气淋漓、真宰上诉”

联系起来看，其间笔墨意趣的通融互助亦显而易见。

该件书作酣畅纵肆极富豪情，“元”

字开张，“真”

字收敛，“上”

字重落，“诉”

字坚定，**饱满而点画铿锵振奋。

在他晚年创作的大字对联“充实之谓美，力行近乎仁”

中，平实推移的线条，弱化了外显的铿锵振动，开张宏阔的结字一变而含蓄凝实，线条的起笔与收尾斩截硬健，平易、深沉、浑穆的意象不禁令人仰视。

虽然这两件书作时间相距11年，一件偏于**宣泄，一件偏于含蓄内敛，浑实遒劲间却都富于大篆的意趣。

仔细比较，他在绘画中勾画物象的线条往往依形而转、潜气内敛，与他书作中多用圆笔、转笔，少使方笔硬折，多用平推，少使提按的运笔技巧相类。

在《泰戈尔像》中，人物衣纹的勾勒、颇富篆意的线质使得画面形象浑凝古朴，细读画作，那看似柔弱的线形屈曲拙涩，安静地依形循转，与精准的形象造型、沉思的人物神情、畅达的林间背景悄然融合，使泰戈尔肖像的刻画于静谧平易中富于深度。

徐悲鸿借助书法的深入研习获得了对点线形质的精深锤炼，当他主动在绘画中吸取西方写实造型的形式时，精湛的书法技巧令他笔下生动的人物、飞禽走兽、山水花草等形象，不期然间兼具了书写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