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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犋变工队 马歇尔背后的画（第5页）

（1942）便是例证[33]——因此也有碍于其自我形象的公共表达；此外，再现延安生产、生活现实的木刻数量也较多，《牛犋变工队》正属于这个主题。

然而，在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牛犋变工队》仍很特别，因为，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也是浪漫主义的，甚至更多是浪漫主义的。

在当时的延安，牛犋变工队“很不容易组织”

，只有“极少数农户在种麦或开荒地的时候采用临时性牛犋变工”

[34]，大规模牛犋变工队更是罕见。

土地革命以后，很多大面积土地都被切割为小块分给了农民，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牛犋变工；在分散土地上种植的作物还不尽相同，不能同时耕作；拥有牛犋的农户通常能够自己调节人工和牲畜，不需要通过变工来组织生产；只有体格和力量相近的耕牛才相互匹配，才可能共同工作；农民居住地分散有碍于成规模变工队的组织，即便是居住集中，也必须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对于耕牛这种珍贵的生产工具而言，只有“本族亲友”

才便于组织[35]。

因此，在延安当时的情况下，“根据一般经验，每个变工组的人数以近十人，牛犋以三四犋为最适宜”

[36]，“机械地提倡大变工队是错误的”

，即便是偶有“规模宏大”

变工队的“创举”

[37]，也在实际生产中被划分为若干便于操作的小组[38]。

因此，胡一川在延安很可能并未见到过六犋牛以上规模的变工队，他当时的日记和留下来的速写也可以作为佐证，而在其他艺术家的笔下，这种情况也从未有过，但这并不影响胡一川的艺术创作；相反，对农业合作生产现实的不满在他的画面上被理想化的憧憬所填补，源于大生产运动的“合作”

主题因此而得以强化——如果胡一川只是现实主义地描绘最常见的两牛并耕，则达不到如此效果。

从远处地平线源源不断涌过来的耕牛和农民，辅以对比强烈的套色，鲜明地传达出一种关于“生产”

与“合作”

的积极情绪。

在国共冲突实际加剧和赫尔利调停失败的背景下，马歇尔使华3个月的调停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很快达成了政协、停战、整军三个协定。

因此，在晚宴的具体环境中，《牛犋变工队》的生产合作主题，转变为一种传递政治合作信号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表达。

这种信号不仅对于马歇尔来说是恰当的，甚至对于国民党而言也是可接受的。

当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另一场声势浩大的生产合作运动——工业合作运动，也在包括延安在内的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工合运动由路易·艾黎（RewiAlley，1897—1987）和斯诺夫妇（EdgarSnow，1905—1972；HelenFosterSnow，1907—1997）发起，以改变战时中国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并得到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的共同支持。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对于国民党而言，这是一项发展生产、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英美援助，且具有外交意义的工程，同时也是与延安有共识的为数不多的议题之一。

对于延安来说，工合运动不仅与大生产运动的目标完全一致，有助于边区生产自救，而且还因为“国民党特别对于来自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敏感”

而成为“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

的重要手段[39]。

自1939年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至1945年，边区共建立合作社882个[40]，它们事实上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而言，工合运动有助于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可能还是“唯一能够在国统区和共产党辖区可以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

[41]，因此，罗斯福夫人甚至亲任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

工合运动得到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的共同支持，不仅因为它在现实中有增产、就业、慈善和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且也因为这种民间方式的“合作”

不涉及军事和政治，不会带来外交上的风险，而是反过来对之有益。

大生产运动在很多地方都与工合运动极为相似，甚至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有交叉。

正是如此，《牛犋变工队》的图像，以及它通过生产合作隐喻的政治合作，是积极却并不激进的，不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的敏感性，甚至与工合运动的那些宣传图像相比，它也明显更为温和。

无论对于三方中的哪一方而言，《牛犋变工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恰当，尤其是考虑到军调三人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同样也是晚宴的重要嘉宾。

因此，在延安盛大的欢迎晚宴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牛犋变工队》被悬挂在马歇尔背后的墙上，如同现实的润滑剂一般，恰如其分地暗示出延安对于马歇尔调停与国共合作的积极态度。

三、艺术：延安的自我展示与宣传

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Guein，1900—1960）将延安的礼堂形容为“马厩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