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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犋变工队 马歇尔背后的画（第6页）

[42]。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并不理想，但在接待马歇尔时，延安方面却并无轻率，而是竭尽全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牛犋变工队》被悬挂在墙上向马歇尔一行展示，丝毫也不偶然。

事实上，就在胡一川创作完成《牛犋变工队》之后仅两个月，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就已经来到这里，并被安排看到了包括这件作品在内的一系列木刻。

这些木刻是为外国记者专门挑选的，早在他们抵达延安之前的半个月，“鲁艺”

就要求胡一川“印廿张《牛犋变工队》当礼物，顺便把我们的东西宣传出去”

[43]。

在看到延安精心准备的木刻作品后，记者们产生了预期中的浓厚兴趣，作为延安最重视的两位外国记者之一[44]，福尔曼一直珍藏着他收到的包括《牛犋变工队》在内的木刻礼物[45]。

另一名有绘画经验的记者斯坦因甚至提出和胡一川会面的要求，并与胡一川就延安的艺术进行了讨论[46]。

不久，“迪克西”

使团也抵达延安，他们被安排参观了“鲁艺”

，那里“精美的木刻作品”

给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47]，部分官兵还得到了延安赠送的包括《牛犋变工队》在内的木刻。

此外，一些驻华美军将士、被解放区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和其他外国友好人士同样收到过延安的木刻礼物，如气象兵马塞勒斯·达菲（MarcellusDuffy，生卒年不详）上校、被日军击落的B-29轰炸机飞行员韩伦（GeeA.Hanlon，1915—1996）中尉。

达菲收到的木刻作品共16件，韩伦收到的木刻作品共15件，其中都包括《牛犋变工队》。

在这些木刻套装中，生产与合作主题最多，其次是延安新生活题材，而战斗题材则很少。

[48]考虑到1939年“鲁艺”

一年创作的木刻就已多达数百件[49]，此后更是有增无减，因此，用于赠送给外宾的数量有限的作品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统一性，以便塑造和展现延安的公共形象。

对于马歇尔这样一个带着重量级任务的重量级人物而言，延安更没有理由马虎，显然，悬挂《牛犋变工队》更是重重选择的结果。

在图片的“使用”

方面，“赠送”

和“悬挂”

都能起到主人自我诉说的作用，但它们仍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

“赠送”

通常遵循“赠送—接受—阅读—收藏—传播”

的时间性规律，而“悬挂”

则更多遵循空间性原则。

一个图像对空间的介入，常常会构筑一种新的氛围，使空间原有的属性得以加强、减弱或改变。

对于主人而言，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达到“图像—空间—观众”

三者的统一；对于客人而言，图像观看和氛围体验则是获得对主人第一印象的直观方式。

无论是在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的接待处，还是位于延安南关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悬挂图片都极为常见。

这些图像通常是照片或绘画形式的人物肖像，并非纯艺术作品，为数最多的是毛泽东、朱德、孙中山、蒋介石，以及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肖像。

一些场所也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像，以及其他主题的照片和图片，它们都有其微观语境中的独特目的和意义。

在延安接待“迪克西”

使团、美国记者和其他美国友好人士的公共空间中，常常都能见到罗斯福的肖像。

直到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夕，这种情况依然普遍。

供职于《芝加哥太阳报》的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MarkGayn，1902—1981）拍摄下了延安宴请美军332飞行中队C47运输机机组时，机组成员授予周恩来密苏里州荣誉州民的一幕。

在合影人物的背后悬挂着孙中山和罗斯福等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