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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命运抗争（第1页）

七、命运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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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二哥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时，一场暴病突如其来。

由于长期忙于工作，经常熬夜值班，一段时间内二哥身感不适，但仍然坚持工作。

部队返京班车周六下午回市区，周一上午返回部队。

1981年1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二哥从部队返回北京。

回京的前一个晚上，张建国[1]等战友还到他的房间来送行。

大家抽烟聊天，气氛热烈；渴了，大伙就端起桌子上的大搪瓷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快熄灯时才离去。

周六的中午，二哥去了杨广宁、雷燕夫妇的家，杨广宁问他想吃什么？二哥说没什么胃口，做碗面条吧。

雷燕就去厨房给他煮了碗汤面。

吃饭的时候，雷燕感觉二哥的脸色有些发黄，建议他回北京一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稍后，苑国良来宿舍给二哥送行，看到二哥难受的样子，便协助他整理好要带的东西，送他上了班车。

下午，二哥就坐车回北京了。

因那天二嫂在单位值夜班，当晚，二哥一个人回家看望父母。

感觉他精神状态不错，全家人都没有发现他身体有明显的异常。

我再次得知二哥的消息时，他已经住院。

原来，二嫂下班回家后，凭着职业敏感，感觉他情况异常，直接带他去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身体各项指标严重超标，确诊为急性肝炎，医院当即收治住院。

三〇二医院是全军乃至全国一流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之后的几年，二哥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按照正常的途径，他应该在海军系统医院治疗，住进三〇二医院与二嫂有一定的关系。

他在疾病爆发的前夜住进医院，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病情发展得异常迅猛，因为高黄疸，1981年12月，医院向家属下达了第一次病危通知[2]。

二嫂把他的病情告诉了我的父母，全家人都非常揪心，每到周末探视时间，家人都会去医院看望他。

大哥曾带着我和三哥骑车去了一次，地处丰台区岳各庄的三〇二医院给我的感觉是那样的遥远偏僻，以致我们中途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后来我就改坐公交车去医院了。

西单商场附近刚刚开了一家山东德州扒鸡店。

1982年春节前，父亲买了一只扒鸡，让我带给二哥。

二哥说，医生建议不要吃这类东西，要吃“三高一低”

的食物。

我具体问了他什么是“三高一低”

。

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尚可，就是脸色较为暗淡。

从小到大，二哥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由于专注于工作，身体出现异常的征兆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住院后，身体机能急剧下降，疾病带来的各种反应使他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从15岁参军，二哥只有一次生病住院，而且还只住院一天。

他从没有如此长时间地离开过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