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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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些观点，同学们反响很热烈，都觉得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打破了陈词滥调，很喜欢听。”

顾老师看着儿子那副理所当然、甚至有些自得的样子，深知他这套理论的来源，也知道强行压制只会激起逆反心理。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换了一种方式劝诫：“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问题，但前提是，不能与经过实践检验的主流观点和基本原则相违背。”

顾章在父亲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试图与父亲辩论：“爸，你得承认客观事实，某些群体，受限于教育水平、思维习惯，就是存在局限性，比如判断力容易受情绪左右、缺乏长远眼光和宏观视野。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具备参与高层决策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全局视野。”

他身体放松地靠向椅背，说道：“一个社会要高效、有序地运转，就需要清晰的社会分工。

什么认知层级、具备什么能力的人，就该在什么位置上发挥作用，这样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难道不对吗？爸，有些人生来就是干活的，有些人生来就是不用干活的。”

顾老师沉默地听着，没有打断，等儿子说完，他缓缓开口：“是，你指出了他们存在局限性。

这一点，我不完全否认。”

顾章嘴角正要微微上扬，那边顾老师一字一句地说道：“但是你，同样有你的局限性。”

顾章张了张嘴，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顾老师没有再多言，重新戴上老花镜，目光落回案头的材料上。

备受关注的研讨会终于在严肃而紧张的氛围中召开了。

会场内，各方人物齐聚，有德高望重的理论权威，有锋芒毕露的中青年学者，有来自改革一线的企业代表，也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与会者对那位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第一钢铁厂的书记，抱有极大的好奇，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她——

谁都明白，这次会议，弄好了，她会成为典型，弄不好，她也会成为典型。

前者是大胆探索、实践出真知的改革典型，后者改革冒进、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负面典型。

会议上，各方学者围绕“剩余价值”

、“公有制实现形式”

、“管理改革性质”

等理论问题引经据典、激烈交锋，甚至不乏言辞尖锐的相互批评。

林颂专注地聆听，偶尔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几句。

陆文龙沉稳地引导着讨论方向，与会者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第一钢铁厂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采取的管理改革措施，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企业效益，增加了职工收入，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其探索方向总体符合中央关于搞活国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精神。

陆文龙看向林颂：“林书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或者回应的吗？”

林颂不疾不徐说道：“感谢陆部长，也感谢各位专家的深入讨论。

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但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改革进程中，我们面临的话语权问题。”

她略微停顿：“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分析框架、理论概念，甚至评判标准，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西方的经济学体系。

我们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论证我们自身实践的正当性，这本身就处于一种被动的、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地位。”

她语气加重，带着一种紧迫感：“因此，我认为，当前改革一个极其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着力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陷入他们设定好的辩论陷阱。”

顾老师眼中闪过一丝深切的赞同，这个问题他思考已久。

据他所知，老大哥国家的一些教材上已经出现了宣扬西方国家“好人好事”

、生活方式的文章，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引起重视。

很快，研讨会的官方结论和主要精神，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开来。

资本和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要素，其本身并不直接决定社会性质。

关键在于为谁所用、由谁主导、收益如何分配。

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关心什么理论交锋，他们只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结果，上头到底是什么态度，政策还变不变。

“看到报纸没？看来上头是支持这么干的！

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