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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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述（第2页）

A：我觉得它们的关系都是相对的。

有的时候现实的语境可能会在某个程度上变成你的反作用力，你去找到一种参照，好像它只是一个工具，以此对付主题性叙述。

回过头来，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去梳理自己到底关注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一般来说，艺术家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一些创作或者往前推进。

主题性叙述是一个具有原始刺激的点，但是到了某一个过程以后，你又要开始想，你的动机在哪里。

比如你想画一幅画，你要弄一个什么题材是你觉得特殊和真正感兴趣的。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随便地寻找一些文字、一些日常形象、一些颜色，将它们变成一种题材，反复地在使用。

也没有想把它变为一种很完整的主题或者创作，虽然兴趣的跳跃点很宽，但也在不断地尝试着找这些点之间的关联。

虽然逃离不了很传统的题材，但也有一些随机抓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的感觉。

Q：那个时候对您来说，“画什么”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画”

？

A：两个东西都重要。

因为“画什么”

跟“怎么去画”

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虽然说起来是两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是一体的。

比如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受伤的脸的状态，你之所以这么认知它，肯定跟你具体的创作方法有关系。

Q：当时您的这种尝试是纯粹在形式语言上对一种新东西的学习还是有一种反叛的情绪在？

A：肯定是反叛。

因为对我来说，本身我就不喜欢特别具象的内容，我也很难说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自身性格或态度的原因。

Q：在您的作品里会不会出现一些黄桷坪的标志性物象？

A：没有，我对那个没什么兴趣。

我做作品的动机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其实还是在找一个能够说服我做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肯定是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材料来做艺术，艺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做作品的动机。

因为这些问题就涉及了很多很多小的问题，关于身份或者是文化的这种逻辑、背景之类的。

它可以填充你的一些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问题，它可以变成你创作的动机。

具体的，每一幅作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我觉得我从来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很难设定去做一系列的东西，但也可能在某个阶段做的东西都很相似，我很难先入为主地去计划一系列的作品。

这也跟我创作的方法不一样，我很难有一些预设。

但有种预设你肯定要有，比如你该如何去寻找你的创作动机。

Q：您是如何看待作品的具象和抽象问题？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边界？

A：其实如果我们现在从文字的角度去看艺术史上的抽象，比如说康定斯基，它一点都不成立。

你现在看他那些所谓抽象的作品其实只是相对于以前的那种很具体的、有人物的作品来对应比较的。

其实你看他的画面中也有很具体的一些形象、符号，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所以我没有很在意那些所谓抽象跟具象的大关系，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图1）。

Q：看您以前的采访，您有提到过“艺术应当粗鲁一点，要有同情心，要有强烈、直接和随心所欲的语言”

，那您说的这些出发点对照的是整个社会还是个人呢？

A：还是跟自己的创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