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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作品,包括摄影作品在内,都会选择一种稳定的符号来服务整体文化。
而稳定的文化就需要各种事物待在他们的边界上,这是霍尔所称的“边界维持机制”
[8]。
它能从特点上将符号固定下来,成为清晰的和不可变的,同时排除不属于这个系统内的其他东西。
喻晓风的作品是反对这种稳定性的,他所说的“无关痛痒”
表现为其选取的拍摄对象往往都是琐碎而流变的日常符号。
如其所崇拜的李·弗里德兰德的作品一样,他不会把能指关注于如梅普勒索普式的“黑皮肤”
而完全脱离了摄影话语直至陷入种族的争议中去。
他甚至不主张给自己作品取标题,在他看来,标题只有“代码”
功能,仅指索这一系列作品[9]。
实际上,霍尔指出“正是标题,从形象众多的可能意义中选出一个,并用词语固定了它”
[10],所以照片的意义就在形象与标题文本的结合中被文化要求产生稳定、固定的含义,而这也破坏了喻晓风所支持艺术作品本有的“更深层次的”
“不能用言语描述的”
失控感。
在《混纺的确良》中,喻晓风特别提到了其中一幅作品——拍摄从宾馆门缝中塞入地面的色情小广告。
他认为,这些小广告不仅摄影技巧高超,而且拍摄的效果“风情万种”
,极其美丽。
摄影定型化的表征要求一种文化的审美,色情小广告在这种结构中是一种边缘符号,被大多数人所遗弃。
但喻晓风却看到了这种边缘的审美性,他不从文化层面上来区分正常不正常或接受不接受,不建立一条边界来规定自己作为艺术家应该选取什么,不能选取什么。
他反对进入一种稳定的摄影符号系统,不沉迷于视觉语言规则、信码、惯例来表征艺术(甚至反对表征,说到底就是表征的背后空无一物,表征即自身[11]),而用“摄影之眼”
来寻求意外并探寻边界,从而揣摩摄影与生活本身。
喻晓风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与个体有关”
,他关注的是自身内在、主观的世界,是对其所见之物、记忆、想象以及意识的探索。
《在混纺的确良》中,那些香蕉、沙发或腐烂水果的呈现都是局部的,在照片上感觉不到时间与地点的记录,抽离了摄影应该有的功能。
克雷斯威尔认为,摄影中的地点通常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场所”
[12]。
“地点承接着宅邸、场所以及城市等开放空间的意义,还有在社会中的定位”
[13],一幅照片指向了一个曾经明确的地点,意义也就在地点之中被构建——比如著名地标的选择,如柏林墙可能被表征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而埃菲尔铁塔则可能被表征为一种法国性。
同样,摄影时间展现也会增加某种意义。
巴特在《明室》中就提到,面对一幅1865年的死刑犯肖像,他看到的对象是已死的,又是将要死的,“我同时看出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这张照片告诉我的是未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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