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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姓波伏瓦的女人（第3页）

她一生强悍，这样的人，不肯正视死亡的终结。

很多年后，她也试图闯入萨特的病房。

她总是不相信，或者说不接受，她爱的人会离她而去。

母亲死之前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正是这个母亲，30多年前，为了阻止她们求学，克扣姐妹俩的生活费。

倔强的姐姐有半年的时间都没钱吃午饭，一直到她自己挣到工资，经济独立。

最后是看似软弱的妹妹，合上母亲的眼睛，料理后事。

她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缅怀。

妹妹回到了冰冷的画室，在低温下作画。

姐姐整夜翻着家庭影集，不成眠，她甚至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了泪。

对父亲，她没有。

对扎扎，也没有。

她写了一本书，写人的老年状况，写医疗单位的冷血，写母亲的故事，那本书叫《人都是要死的》。

书里，她称波伏瓦老太太为“妈妈”

，之前在《他人的血》《女宾》里，老太太的身份是“我的母亲”

——客气，矜持，微讽，冷硬的距离感。

书的题词则是“献给我的妹妹”

。

她终于承认，“在母亲的肉里，有我的童年，她去了，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

这正是她用一生去抵制的——家庭和血缘，及他们对自由意志的牵绊。

真是值得咀嚼。

就像萨特对西蒙·波伏瓦的最高评价，“她就好比我的伴侣”

。

伴侣，这不正是你们二位终生反抗的婚姻框架中的术语吗？

不完全是爱谁多少的问题。

我在想，其中更隐秘的力量是衰老。

托尔斯泰临终前的悔罪，萨特弥留时想重返教廷，包括很多人，受到伤害之后，都会变得温情与柔软。

还有，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是当一个人衰弱的时候，斗志软化。

如果母亲早死20年，波伏瓦还在悖逆狂飙期的时候，这个和解也不会达成。

书的序言里为波伏瓦的辩解，充满善意但多余。

“自纪德时代以来，对亲人的不近人情，已经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潮。”

简直是越描越黑，启人疑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