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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3页）

是在内敛方面，先“正”

其“心”

，“诚”

其“意”

，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

在为学和“治平”

中间，添加了一个“正心”

“诚意”

的中间环节，不过稍事整顿，人们便认为宋明学者不重视“致用”

，实乃大错。

“经世致用”

的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应该看作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

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思想传统需要有所分解，有所转化，方能有利于现代学术的发展。

盖“学”

和“用”

并非同时发生，有的时候常常是“积学不用”

或者“近学”

而“远用”

。

如果时时处处强调“学”

必“致用”

，“用”

必“经世”

，就是为学的实用主义态度，结果必将弱化学问本身。

梁启超说得好：“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

[8]可谓知学知用之论。

三　中学西学之争

王国维否认中西在学问上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学无中西”

。

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刺激之下，传统学术发生蜕变而新生的产物，在流向上包涵着对传统的省察和对西学的回应两个方面。

省察传统，不能不有世界的眼光；回应西学，亦不能不重新反思传统。

因而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处置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

本来在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涉及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碰到过这类关系问题，但并不成为必然的障碍，因为华夏文化的特点，向以强大的融化力著称于世，对外来思想初不以如何迎拒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