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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4页）

显例是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一方面化作认知上的幽渺之思，另一方面易地嫁接，开出艺术与文学的灿烂花朵，直到后来演变为禅宗，完全变成本民族的宗教思想体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外思想接触史上的奇观。

但到了晚清，情况迥然不同。

西方思想是伴随着“船坚炮利”

狂风暴雨般袭来，中国作为受动的一方，对阵仓促，迎拒乏策，进退维谷，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

南皮太保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因应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主张。

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这是一种文化防守主义，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

可是谁曾想到，张氏提出的所谓中学西学问题，却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论说不尽的话题，每到东西方文化涨消互动之时，就有人出来重新议论一番。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人为的疑案比实际分歧要大得多。

王国维就说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否认中西在学问上会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得出的是“学无中西”

的结论。

请注意，王国维讲的是“学”

“学问”

，不是泛指东西方文化。

文化联系着人种和民族，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

但学术上的广狭深浅密疏与文化的异同不能等量齐观。

由于文化背景殊异，所处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别，中西学术思想的表现形态和思维惯性纵使参差互见，学理的正误和心理的规律，应该是殊途同归，化百为一。

王国维力主中西学术“互相推助”

说，反对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自属深具卓识。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里亦曾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9]此联可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中学西学之争下最后断语。

实际上，现代学术思想必然是一个并纳兼容的具有开放性格的体系。

所谓学术上的中西之争，无异于强分畛域，自结牢笼。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为学而不能与世界文化对话，算不得现代学者；而不以本民族的学术传统立基，也难有切实的学术创获。

王、钱两位现代学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音，殊堪玩味。

四　新旧古今之辨

只有洞明世事、空诸依傍的大家，能够越纷沓而执一，不为新旧之说所惑。

如果说中西之争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必然遇到的问题，那么新旧古今之辨比中西之争要古老得多，只不过发展到清末民初表现得更为激烈而已。

当时社会变动加剧，思想波涛汹涌，新党旧党、新学旧学，人人说得口滑。

而时尚趋新，人情恋旧，中外古今歧见旁出，学问之大道遂为此无尽的争论所遮蔽。

只有洞明世事、空诸依傍的大家，能够越纷沓而执一，不为新旧之说所惑。

散原老人在谈到父尊陈宝箴时说过：“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

[10]陈寅恪为学为文，也是有宗无派，“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

[11]，殊不以新旧为然。

义宁学风，祖孙三代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