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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52（第3页）

姚崇再居相位后，义不容辞地上书玄宗，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起佛身。

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

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命有司检括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1．1万多人。

又规定“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

，“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

，“禁人向铸佛写经”

。

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当时百姓迷信，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

姚崇派遣御史分道捕杀。

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御史入境，认为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以感动上天。

姚崇得知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

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

此时，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多认为驱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怀疑，姚崇说：“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

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

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

结果玄宗被说服。

排除各方阻力后，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并且还亲自设计捕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结果颇见成效，蝗灾逐渐止息，当年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姚崇一生为政，以身作则，兴利除弊，救世治国，尽责尽职，深得诸帝及同僚们的推许，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其位，谋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为己任，不因个人才名而偏忽。

如，宋朝宰相欧阳修为政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与人言谈，也多谈吏事。

有人曾不理解：像他这样名冠天下的大文学家，应该谈论的是文章诗赋、古往今事，而他却多讲为官之道，故发问道：“学者见公，莫不欲闻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

欧阳修回答道：“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

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吾昔贬官夷陵，彼非入境也。

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

无以遣日，因取架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

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

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迨今三十余年，出人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往往恃才倨傲，以学问、文章矜夸，而视敢事为俗流、浊流，不肯尽心尽责。

而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为官30余年，无论被贬为地方小官，还是在中央为相，处理政事都勤恳认真，从不疏忽大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其位则谋其政，既是为政者的义务也是责任。

否则，尸位素餐、混天度日，误己误人误事误国，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