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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慎独克欲曾国藩的修心养性之路（第7页）

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的志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一个“朝为田舍郎”

到一个“暮登天子堂”

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

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把学习当作一生的事情

曾国藩语录：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

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

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

，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

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

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

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

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

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

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

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

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

、“儒家道统”

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

来读的。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

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

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

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

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

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

、“布衣寒士”

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

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