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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第2页）

在引用论据时，也常常不详细、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

如柳田在《独目小僧》的“补遗”

中提及文中由高木诚一提供的资料，如实交待了自己的误解，但之前对这一“好材料”

的错误理解，却似乎对其论述、逻辑以及结论毫无影响，这足以让我们怀疑柳田有时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论据的。

尽管如此，今天在中国出版本书，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众所周知，柳田于1930年在《蜗牛考》中提出了“方言周圈论”

。

但我们从本书中可以惊讶地发现，其实柳田早在10余年前就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对传承和传播的规律性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述。

他要努力把握的所谓“同一个源头”

，显然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日本人的“原风景”

即“日本”

本身。

这使得后人对“方言周圈论”

的多数批判落空[7]，而柳田不同于“方言周圈论”

的对传承的理解，也许可以促使中国读者深入思考“中国人”

或“中国”

是什么。

2016年冬天，多年来的好友王京告知我《柳田国男文集》的出版计划，并力邀我参与翻译工作，我欣然答应。

尽管我也知道柳田著作数量庞大，但其中较为有名的论著，我还是读过的，也曾经翻译过日本现代民俗学者的数篇论文，因此并没有考虑太多，只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拒绝老友的相邀。

但阅读并非翻译，别的学者也不是柳田，本书的翻译令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艰难。

柳田用富有魅力的文字引导读者走入昔时日本人的感觉之中，其文章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充满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阅读时，还能凭借“领悟”

而心有戚戚，但翻译时必须叩问字词、剖析句段来检验自己的“领悟”

是否真正符合作者的意图。

不用说有歧义、有语病之嫌的表述，就连一个省略了主语的句子、几个随意选用的别名，都足以让我驻笔良久。

翻译工作迟迟未有进展，生活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再推迟之下，最终交稿竟比原计划晚了整整一年！

本书终于能够出版，归功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宋旭景编辑，如果没有宋老师的宽容和耐心，我恐怕无法完成这次翻译工作。

在日本，我也得到了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

尤其是福田亚细男老师，他赠送给我的资料加深了我对柳田的理解。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去年曾听到福田老师忧心忡忡地说：“我也算写过几部关于柳田的书了，但还是不敢说完全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