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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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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余年来，敦煌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

的重大问题，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出路何在？在资料刊布基本完成的21世纪，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尤其是进入21世纪，敦煌学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该如何转型？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1]，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

，敦煌学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

当然，“从文献到历史”

的研究路径并不排斥文献的调查、刊布、整理与考订。

相反，敦煌文献的整理、校录及相关的定名、定性和定年工作是开掘“新材料”

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第一步，因而对于中古史研究而言同样重要。

尽管目前，随着《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和《敦煌秘笈》的刊布，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刊布接近尾声。

但是，正如王素教授所言：“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不少，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更加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2]因此，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全面调查，特别是那些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公私藏品的著录，仍将是未来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从文献到历史”

的研究路径客观上还对“新材料”

提出了新的要求。

百年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学科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敦煌资料对于中古社会“百科全书”

式的意义已昭然若揭，融会性和共通性的价值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

原来分类整理、运用的材料处理方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深度和广度往往不够，因而制约了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影响了对敦煌资料整体价值的判定。

因此，在全面探讨中古社会的过程中，原来的社会经济文献资料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那些隶属文学范畴的变文、诗赋、小说，隶属佛教领域的疑伪经、释门偈赞和愿文，乃至那些隶属阴阳术数的卜法、禄命、宅经、杂占等，都是探讨中古社会生活的资料。

郝春文师指出，交叉学科研究是敦煌学新的增长点，这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

因为从整体上看，“以往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纯粹的历史文献，但其他学科资料其实也往往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也可以用之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

对不属于历史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不仅可以拓展史料范围，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敦煌文献中的学术信息。

……对其他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考察，既是历史学学科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

[3]。

从这个意义上说，藏经洞发现的所有材料，都是中古史研究中可资利用与参照的重要素材。

应当说明的是，“从文献到历史”

的路径还要求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正如郝春文师所言：“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将敦煌文献中蕴含的全部信息因子激活，充分发挥它的功用。”

[4]唯有如此，敦煌资料所具有的地域社会特性和反映中古时代普遍现象的一般性特征才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中古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

总之，“从文献到历史”

，这是新时期敦煌学研究路径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