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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5页）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注历日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具有中古社会“百科全书”

的象征意义。

至于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这是公元9世纪末在长安东市“大刀家”

店铺刻印的一件历日残本。

参照S.P6《乾符四年具注历日》，可知S.P12渗透着浓烈的“阴阳杂占”

元素，其中杂有周公五鼓逐失物法、周公八天出行图以及“八门占雷”

三方面的内容，据此进行失物、出行和年岁光景的推占，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着“决万民之犹豫”

的作用。

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渗透的禄命推占和趋吉避凶内容有很大关系。

以上所述，就是本书着力阐释的内容，大致可视为唐代社会文化和沙州归义军有关问题的探讨，自然也涉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梳理与解读。

若以“文献到历史”

的学术潮流来检核，本书的工作更多地体现了基础性的文献研究，尤其是对英藏S.1393、俄藏Дx.6133、国图藏BD14685的解读，都以“跋”

的形式判定它们的文献价值。

当然，在跋语中，也尽可能与中古社会的典籍流传、学术文化以及鸟占习俗联系起来，因而也蕴含着历史学研究的痕迹。

当然，由于学识肤浅、视野所限，故考证粗疏、挂一漏万之处，尚不在少数。

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比如，方广锠教授认为，现在谈敦煌学“转型”

还为时尚早。

他在《漫谈敦煌遗书》中说：“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现有的资料也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所以主张各自拿敦煌资料回归自己的学科，丰富发展本学科的建设，这就是转型。

……因此，说现有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可以转型了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仅就资料整理的工作而言，我同意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的论断：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参见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317～31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2]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92页。

[3]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载《中国史研究》，2009（3），103～108页；收入《郝春文敦煌学论集》，319～3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124、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陈垣：《敦煌劫余录》，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1；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三册，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6]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六卷，67～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载《东方杂志》，1937，34（9），13～20页；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页，中华书局，1984；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305～3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