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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4页）

对敦煌占卜文书和具注历日进行考察。

在占卜方面，重点关注了乌鸣占和七曜占两种推占方法。

乌鸣占，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乌鸦鸣叫的时间、方位来预测吉凶。

以俄藏Дx.6133而言，此件文书包含了《乌鸣占》和《祭乌法》两方面的内容，在文本传抄和推占方式上与其他写本（P.t.1045、I.O.746、P.3479、P.3888、P.3988）略有不同，表明诸如《乌鸣占》之类鸟占著作的编纂和传抄，在中晚唐社会中曾经十分流行。

另一方面，P.t.1045《乌鸣占》所见乌鸦“天神鸟”

“天神使者”

的地位以及吐蕃民众敬奉乌鸦的习俗，或与传统中原汉文语境中乌鸦“反哺之德”

“慈孝之鸟”

“祥瑞之鸟”

的形象以及奉乌祈福的风气相联系。

因此，P.t.1045《乌鸣占》来自汉文鸟占传统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归义军曹氏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飞鸟献瑞现象，以及在各种物资财赋档案和行政文书中作为曹氏长官签署而使用的鸟形押，很可能都是吐蕃时期鸟占流行与积淀的历史产物。

至于七曜占，这是一种以七曜（蜜、莫、云汉、嘀、嗢没斯、那颉、鸡缓）值日为据而进行禄命推占和择吉避凶的占卜方法。

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七曜占至少包括时日宜忌、生人吉凶、五月五日占和日月蚀地动占四方面的内容。

这些占法，在敦煌所出的七曜历术文献（P.2693、P.3081、P.3779、S.1468、S.2404、S.1473、P.3403）中也有反映，由此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向具注历日渗透的痕迹。

作为日曜日，“蜜日”

不单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时日，表现在具注历中，“蜜日”

的适宜之事相当广泛，呈现更多的是民众生活中择吉避凶的社会文化内容。

随着七曜推灾之术的普及，律令法典对于“七曜历”

的严禁与控制进一步加强，这说明不论是推演日月五星行度的七曜历法，还是规范时日宜忌的七曜历日，其实都有七曜吉凶推占的内容，某种程度上正是七曜占在中古社会广为流行的反映。

本篇关注的另一问题是具注历日。

前辈学者如王重民、施萍婷、邓文宽等[7]，均有重要创获。

本篇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透过历日界定的时间秩序，重新审视并开掘历日蕴含的形制、内容及社会历史文化信息。

进而指出，中古时期的历日有官修和私造之别。

官修“新历”

由太史局（司天台）官员编定而成，并始终与帝国的政治、礼仪活动相结合，切实可行地制定出国家政务活动与大祀礼典的时间秩序，然后奏请朝廷审核、裁定后颁行天下。

每当官颁历日不能及时送达地方时，民间便有私造历日者，这在中晚唐、五代尤为明显。

历日的书写形式是“朱墨分布，具注星历”

，这是中古社会最为常见的历日撰述格式。

然就形制而言，中古历日又有繁简之分。

繁本历日，总体呈现出择吉避凶的宜忌特征，从而给人们的立身行事和日常生活提供时间指南。

不唯如此，中古时期的具注历日还通过五姓修造、八门占雷、九曜行年、十干推病、十二属相、周公出行等术数元素的渗透，在民间社会中还扮演着“检吉定凶”

和“阴阳杂占”

的作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