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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3页）

“春衣”

作为官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始于中唐的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以后扩及诸道节度使及文武百官，这种扩充之势在晚唐五代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在敦煌所出雇工契中，“春衣”

作为雇价的补充形式，已是当地民众日常穿着的一种衣服了。

至于杏雨书屋藏羽34号《群牧见行籍》的考察，较为客观地展示了10世纪后期曹氏归义军群牧（驼、马、牛、羊）“算会”

制度的若干细节，从中可见归义军对唐代畜牧管理举措的继承与延续。

第三编“学术与教育”

。

对中古学术文化和州县官学教育进行阐释。

在学术文化方面，通过英藏S.1393《晋书·列传》、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两件残卷写本情况的描述，揭示中古时期《晋书》《搜神记》《孝子传》等典籍传抄与流布的特点。

如以《晋书》而言，结合P.3481《晋书·何曾传》和P.3813《晋书·载记》，可知《晋书》在中古社会曾经相当流行，这在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征引的《晋书》史迹和人物中有明确反映。

若与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相较，S.1393写卷文字精练，所记人物言行事迹均极简略。

其中言论、奏表和上疏，常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语言，其他则以“云云”

二字省略，颇似《晋书》之节略本。

查《隋书·经籍志》，唐初时有《晋书》十八家，中唐以后相继亡佚，仅官修《晋书》流传至今。

所以，此件也有可能是亡佚诸家《晋书》的一部分[6]。

又如《搜神记》，此前敦煌文书共有6个写本（中村不折旧藏、S.525、S.6022、P.2656、P.5545和BD11871），BD14685的发现及其文本上的差异，使得敦煌本《搜神记》的写卷至少达到7件，这对准确复原东晋干宝《搜神记》的原貌，以及考察《搜神记》在中古社会的传抄与流行情况提供了依据。

此外，本篇还依据敦煌所出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对唐代《图经》定期编修与报送中的有关问题（材料来源、体例、格式及续修、补修等）作了详细考察。

在教育层面，本篇重点对吐鲁番所出、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的《唐人日课习字卷》（简称《日课》）和敦煌所出现藏日本杏雨书屋的《杂字一本》进行专题研究。

前者是唐代学生习字作业中保存最为连续、完整的一件，其中描述“放假”

“行礼”

等信息，都能与唐《假宁令》《学令》《祠令》的记载相契合，特别是由州县官主持的社祭和“释奠之礼”

，学生都要参与。

另一方面，《日课》所见的“当直”

“迎县明府”

等活动，由于能与县衙、县令联系起来，故可推知，这些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学生当来自西州官学（州学或县学）系统，而《日课》亦应是出自州县学生之手的一份习字作业。

后者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

其中所收“杂字”

，涉及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职官、外交、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语词。

这些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时用要字”

，显示了沙州官学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和通识性特点，对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编“占卜与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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