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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唐格的性质问题（第4页）

的合理性。

但唐后期，随着制敕地位的提高及其在立法活动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格的法律效力亦受到“敕”

的制约。

长庆三年（823）穆宗诏敕：“御史台奏，伏缘后敕，合破前格。

自今以后，两司检详文法，一切取向最后敕为定。”

由此确立了“敕”

在唐代诸多法律形式中的最高地位，“以敕破格”

作为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又一种先后顺序被延续了下来。

《宋刑统》卷30《断罪引律令格式》载：

准唐长兴二年八月十一日敕，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罪名，须具引律、令、格、式，逐色有无正文，然后检详后敕，须是名目条件同，即以后敕定罪。

后敕内无正条，即以格文定罪，格内又无正条，即以律文定罪。

律、格及后敕内并无正条，即比附定刑，亦先自后敕为比。

[147]

我们看到，后唐的法律形式中，法律效力最高的是敕，其下依次为格、律及令式，从而确立了正刑定罪中的一种先后顺序。

究其实质，是与唐后期“有敕不依格，有格不依律”

的规定相同的。

二、格与令的关系

刘俊文指出，唐格亦有修改、补充或变通令的规定[148]，这是格、令关系的一个方面。

令的性质，《唐六典》总结为“设范立制”

，《新唐书·刑法志》定义为“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

[149]。

其实，就制度的规范而言，“格”

同样有这方面的条文。

比如，吏部格、兵部格中关于文武官员铨选和考核的规定，就是唐代选官制度的体现。

吏部格和礼部格有关贡举的规定，是规范唐科举制度良性运作的反映。

文明元年（684）敕文强调：“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

[150]其目的在于让百官熟悉“格令”

规定的本司程序和职责，更好地处理行政办公事务。

首先，格、令的不同来自于它们的篇目结构。

我们知道，格“以尚书省诸曹为目”

，分二十四篇，基本上是按照尚书六部的职能来划分篇目的。

令的划分和归属比较特殊，根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的复原，唐令有33类，俱是按照制度的分层来区分的。

比如，关于官员品级、职责、俸禄及休假等方面，唐令具体划分为《官品令》、《职员令》（其中又分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员令、卫府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州县镇守岳渎关津职员令五类）、《禄令》和《假宁令》等类。

这些分类从不同的侧面对官员的地位和待遇进行诠释。

但若按唐格的规定，以上各令的内容，基本上在《吏部格》中全部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