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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社会经济（第8页）

和服丧守孝的必要，故而免除徭役。

自然中男也不例外。

除了9名“终服”

外，敦煌差科簿还登载了77名中男，其中32名没有差科注记，因而实际注有差役者仅45人，包括侍丁15人，村正和执衣各10人，渠头8人，斗门和郡史各1人。

从出身来看，应服差役的45人中，有31人来自白丁家庭。

特别是承担“执衣”

的10名中男，都来自于下等户的白丁家庭。

相反，出身于五品以上勋官（上柱国、上轻车都尉、骑都尉）以及翊卫、队副家庭的中男，则没有充任执衣的情况，他们所担任的一般是侍丁、村正、渠头、郡史之类，都不属色役差科之列。

这表明五品以上勋官及翊卫、队副中男之子，实际上不负担色役差科[64]。

由此可见，中男差科的充任无疑要受到身份特征及家庭背景的影响。

[1][日]宫崎市定：《唐代赋役制度新考》，载《东洋史研究》，1953，14（4），收入《宫崎市定全集·8》，352～382页，岩波书店，1993；中译文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四卷，378～404页，中华书局，1992。

[2][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56～162页，中华书局，2007。

[3]朱雷：《唐代“手实”

制度杂识》，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3（3），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97～1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

[5]杨际平：《关于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的几个问题》，见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29～16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

[6]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载《吐鲁番学研究》，2008（1）。

[7]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4期。

[8]载《晋阳学刊》2008年6期。

[9]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1981～1982页，中华书局，1996。

[10]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76页。

[11]（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2册，2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2]杨际平：《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载《历史研究》，1994（3）。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186页，文物出版社，1987。

[14]《旧唐书》卷一八五下《杨玚传》，4819页，中华书局，1975。

[15]《唐大诏令集》卷七四《亲祭九宫壇大赦天下敕》，417页，商务印书馆，1958。

[16]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320页，中华书局，1986。

[17][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61页，中华书局，2007。

[18]《唐会要》卷八五《杂录》，1556页，中华书局，1955。

[19]（清）仇占鳌：《杜诗详注》卷二《兵车行》，113～114页，中华书局，1979。

[20]（清）仇占鳌：《杜诗详注》卷七《新安吏》，523～526页。

[21]《日知录》卷三二《丁中》曰：“杜子美《新安吏》诗：‘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是十八以上皆发之也。”

参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18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2]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29、31页，文物出版社，1997。

[23]陈国灿指出，开元二年（714）六月及以前，蒲昌府长官（折冲都尉）是王温玉，七月以后为贺方。

参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11页。

[24]《开元二年三月二十日赤亭镇典任琯牒为检白仁轨闰二月番上事》，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