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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英藏S 1393晋书列传叙录（第4页）

上言……”

（第一纸第12行），而标点本《傅咸传》记载说：“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

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

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益。

咸上言曰……”

[11]看得出，本卷有至为明确的取舍标准。

不过，文字上刻意求简，也有处理不当的情况。

《段灼传》“若虑后世强大”

，本卷50—51行作“若虑后大”

，就使文义不通。

又如《陆机传》“既而羁寓京师”

，本卷第三纸第10行作“既而京师”

，仍然是过分追求简约而损伤文意的例子。

其二，同一列传中诸人的传记往往有主次详略之分。

如列传第十七中，傅玄、傅咸父子事迹较详（1—18行），而傅祗、傅宣父子传记尤为简略（19—20行）。

又如列传第二十，傅峻、傅纯传记篇幅较多，而郭象、傅珉、庾敳、庾旉四人着墨较少。

尤其庾旉传，标点本自1402—1404页至少有一千余言，而本卷仅有“旉[字]允臧，終國子祭酒”

八字（第二纸第33行）。

当然，就传记比较详细的人物而言，与标点本相较，其言行事迹往往多有缺省和简略。

其三，若以言行为标准，本卷列传中诸人的事迹更多地体现在“言”

上，而对于“行”

和仕宦经历，往往一笔带过。

同时，“言”

的取舍也是通过言论、奏表和上疏而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语言，舍此之外亦以“云云”

的形式省略。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标点本《晋书·列传》在本卷中已经全然被简化了。

反过来说，本卷列传甚为简略，但体例和格式并未改变（如列传的重要环节“史臣曰”

在列传第十七、十八中得到保留），因而仍然能够看出标点本的原貌（特别是向雄、庾纯、郭象、陆机四人传记，与标点本更为接近）。

正由于此，本卷“简”

的特点事实上也凸显了它的实用价值，即本卷易于在世人中间普及、推广和流行，这样反而对《晋书》的流传和保存起了推动作用。

不能忽视，本卷对标点本仍有一定的对校和参考价值。

如第一纸第26行“有道在焉”

，标点本作“有道存焉”

，两者皆通，未知孰是。

第83行“岂非忠且壮乎”

，标点本作“岂非忠直壮乎”

，显然，标点本“直”

误，应以本卷“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