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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1页）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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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藏S.1393《晋书·传》和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两件写本，仅是敦煌所出四部典籍中的“冰山一角”

，但它们的文献价值及揭示的写本时代学术文化的流传却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比如，从文献学而言，这些写本对于标点本、辑录本传世典籍都有辑佚和校勘价值，甚至如敦煌本《搜神记》对于复原东晋干宝《搜神记》的原貌提供了依据。

其次，就流传而言，现知敦煌所出《搜神记》有7个写卷，由此不难推想《搜神记》在中古社会的传抄与流布的情况。

相比之下，《晋书》虽然只有3个写本（P.3481、P.3813、S.1393），但若将“十八家晋书”

中的《晋纪》（P.5550）和《晋阳秋》（P.2586和吐鲁番本）包括进来，可知中古时期《晋书》的传抄、研读与学习亦相当盛行。

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中提到了“举人条例”

，明确将《晋书》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七史”

一道纳入“史科”

[58]，这对士人研习《晋书》起了推动作用。

不唯如此，贞观二十二年（648）《晋书》修成后，“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59]。

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国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并许之”

[60]。

说明《晋书》在体现国家认同、统率华夷外邦和抚绥周边四邻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疑，《晋书》蕴含的治国理念反过来也助推了《晋书》的广泛流传。

[1]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

[2]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83～84页，中华书局，1979。

[3]LionelGiles，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eseManusTunhuaishMuseum，London，1957，p.241.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5]《晋书》卷五〇《庾峻传》，1392页。

[6]《晋书》卷五四《陆机传》，1467页。

[7]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372～374页。

[8]《隋书·经籍志》所收19家《晋书》中，纪传体有8家，即王隐《晋书》86卷，虞预《晋书》26卷，朱凤《晋书》10卷，何法盛《晋中兴书》78卷，谢灵运《晋书》36卷，臧荣绪《晋书》110卷，萧子云《晋书》102卷，萧子显《晋史草》30卷。

编年体有11家，即陆机《晋记》4卷，干宝《晋纪》23卷，曹嘉之《晋记》10卷，习凿齿《汉晋阳秋》47卷，邓粲《晋纪》11卷，孙盛《晋阳秋》32卷，刘谦之《晋记》23卷，王韶之《晋记》10卷，徐广《晋纪》45卷，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郭季产《续晋记》5卷。

清人浦起龙解释说：“据志，盖十九家。

岂缘习氏书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

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955～958页，中华书局，1973；（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3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350页。

[10]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六卷，67～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晋书》卷四七《傅咸传》，1323页。

[12]《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29～30页，中华书局，1985。

[13]《日知录集释》卷二三《二名不偏讳》，1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