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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图经的政治功用（第1页）

第三节《图经》的政治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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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云：“圣朝选将持符节，内使宣时百辟听。

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68]是说朝廷命官（郑权）到任广州后，受到了岭南民众的热烈欢迎，节度使随即遣使送上管内诸州的《图经》。

此种急于归属中央及纳入“王化”

的情境，与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遣使携河西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正相符合，即借此谋求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与认可，以期获得来自中央的政令或财赋支持。

相较而言，缘边州府关涉的边疆、民族问题更为复杂，中央王朝既要贯彻抚宁四夷的羁縻政策，自然离不开《图经》提供的资料。

由此可见《图经》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图经》、户籍的定期造送，其实也是检验地方官政绩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因而州县长官在“谨遵奉行”

中央政令的同时，还希冀在考课中获得好的评价。

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载：

8　禄状称，州司纳钱，其日判申州讫

状文中“窦昊”

，见于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邓小楠已考出窦昊所撰《答南蕃书》作于宝应元年（762）[70]。

又S.6111号卷子正面为《书仪镜》，可与S.10595缀合，后者背面残存“广德”

二字[71]，由此可知S.6111v成于广德年间（763—764）。

状文中索大禄以司户参军下佐史的身份充为“考典”

，应是侍从入京考使（朝集使）的随行吏员。

大谷文书3786《西州官人差使录》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八月，西州营田副使守信充为考使入京，同行的一位高昌县人也因为掌管营田事务而“充考典入计”

[72]，其性质与索大禄相同。

据状文描述，索大禄随使入京携带的考课资料有“州图及经”

，说明《图经》已是考使入京上计需要交纳的一种文簿。

由此，州县《图经》的定期编造与上报，使得中央也建立了相应的地志档案，定期纳《图经》成为中央了解并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73]。

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上来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正所谓“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之时倚马而山川尽在”

[74]，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

如州县的设置、改革与调整，《图经》都能提供相关信息予以参照。

宪宗元和年间，朝廷根据《兖州图经》的记载，准许了兖海节度使曹华的提议，将交通不便、面积偏小、人口稀少的莱芜县并入就近的乾封县[75]。

长庆二年（822）十二月，桂管观察使殷侑奏：“桂州建陵县，今按《图经》有修仁乡，请改修仁县；永丰县，与信州永丰县同，按《图经》，县下有丰水，请改为丰水县；富州开江县，与开州开江县同，按《图经》，江系马援所开，请改为马江县；唐州平原县，与德州平原县同，按《图经》，县下有思和水，请改为思和县。”

[76]殷侑的建议得到了穆宗的认可，桂管观察使所辖建陵、永丰、开江、平原四县，分别按照《图经》的描述而进行了相应的改名。

由此可见，《图经》对于地方行政的管理亦有指导作用。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880页，中华书局，1985。

[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102页。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880～881页。

[4][日]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见《榎博士还暦纪念东洋史论丛》，42～101页，山川出版社，1975；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李并成：《唐代图经考》，见《瓜沙史地研究》，174～18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李正宇：《敦煌遗书P.2691写本的定性与正名》，见《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117～131页，文津出版社，1996；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见《文史》，第2辑，2001，收入《仓修良探方志》，105～1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相关问题考》，载《敦煌研究》，2003（5）；辛德勇：《唐代的地理学》，见李晓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439～4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李锦绣：《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地理学》，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484～5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48页，巴蜀书社，1984。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5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