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杏雨书屋藏羽41R杂字一本研究（第13页）

即将各种日常用字、难字等按照某种次序杂糅、集合、编排起来。

《隋书·经籍志》收录周成《杂字解诂》4卷、郭显卿《杂字指》1卷、邹里《要用杂字》3卷、李少通《杂字要》3卷、萧子政《古今篆隶杂字体》1卷、佚名《杂字音》1卷[193]。

《新唐书·艺文志》收有《杂字》1卷、僧正度《杂字书》8卷。

这些流行于汉唐时代的《杂字》著作，或收时用要字，或释字义，或训音注，或解字体，侧重点各不相同。

不过，由于《经籍志》（《艺文志》）所收《杂字》大多散佚，故其编排体例难以详知。

惟《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推行文教，“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194]其中《四言杂字》，似用“四言体”

来编排，即四言一句，对偶押韵，如此编排当然是出于学童诵读或记忆的需要。

这与中古流行的童蒙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基本相同。

《杂字》的编排体例，或可从敦煌写卷S.610、S.617、S.3227v、S.6208等杂字书中得到启示。

S.610首题“杂集时用要字壹阡叁伯（佰）言”

，表明收录了当时常用而又比较重要的1300个杂字，但因残缺过甚，实际仅存3篇，即“二仪部第一”

“衣服部第二”

“音乐部第三”

[195]；S.617《俗务要名林》是世俗间各种常用重要事物名称的汇录，收有器物、田农、养蚕及机杼、彩帛绢布、果子、菜蔬、饮食、杂畜等28部[196]，亦是分类编排；S.3227残存石器、靴器、农器、车、冠帻、鞍辔、门窗、舍屋、屏障、花钗、彩色11部[197]，所收杂字依照义理分类辑录；S.6208残有□缬、音乐、饮食、薑笋、果子、席、布、七事、酒9部，其后抄《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引正俗释下卷》[198]。

这些杂字书，审其内容，均按义类分部，立有类名，集合当时现实生活中重要而常用的字词编汇而成，性质均为民间用来童蒙识字教育的通俗字书[199]。

那么，编纂《杂字一本》的目的何在？岩本氏将其与张承奉时期的官学（州学或县学）教育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可以补充的是，根据郑阿财、朱凤玉对敦煌蒙书的分类，羽41R《杂字一本》显然可以归入“杂字类蒙书”

中，其性质当与《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等杂字书相同[203]。

如此，羽41R《杂字一本》应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

我们知道，归义军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通常多以蒙书如《千字文》《开蒙要训》《上大夫》等为指定教材[204]。

同时，民间广泛行用的《雇工契》（S.1478）和《社司转帖》也成为学童习字的模板或样文，显示了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特点。

相比之下，羽41R通过诸多杂字的编纂，将归义军社会的整体面貌直观地传输给官学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或学郎，以便使他们对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河渠、山谷）、政治（西衙、楼上）、经济（税检、差科、劳役）、军政（军镇、烽铺、都将）、职官（都督、都衙、指挥）、外交（驿官、进奉、朔方入奏）、民族、宗教、社会生活（饮食、乐舞、衣服）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从这个意义来说，羽41R《杂字一本》是名副其实的“时用要字”

。

这些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字词，一旦融入童蒙识字教材中，事实上已经具有“通识”

教育和“国情”

教育的色彩，较为委婉地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特点。

这对于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