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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1页）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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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人日课习字卷》和敦煌所出《杂字一本》的专题考察，使我们对唐代州县的官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

一般认为，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唐朝通过州县学生升补中央学校和科举取士的方法，理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关系，使地方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5]。

这当然是十分准确的。

但要看到，唐代的州县官学在践行《学令》《祠令》《假宁令》等规定的教育活动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

如《日课》中所见，西州官学在执行《唐令》的“假”

时还往往通过“放”

的形式向后延伸一两天。

又如西州学生的“当值”

听差和“迎县明府”

，表明这些学生与当地的州县官府互有往来，乃至参与地方官府主持的有关活动。

相较而言，《杂字一本》反映的沙州官学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此时的沙州已完全由节度使张承奉掌控，因而在童蒙识字教育的文本上渗透了敦煌历史、地理、文化、军政、民族、外交、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杂字一本》因此也深深地打上了“沙州归义军”

烙印。

这是将归义军的特色资源融入童蒙识字教育的教材中，从而激发学童对于敦煌乡土文化的特别热情。

无疑，这些内容的勾勒和描述，必将改变学者对于唐代州县官学的普遍印象，进一步丰富唐代官学教育的内容。

[1]参见宋大川：《教育》，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193～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39～47页；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载《汉学研究》，1986，4（2），231～270页；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3），59～62转22页；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1），62～68页；《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载《西域研究》，2005（1），1～10页；苏哲仪：《试论唐代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3），155～187页；《试论唐代敦煌教育机构及其文化意义》，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4），81～119页。

[3]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33页，中华书局，1983。

[4]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496页。

[5][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東アジア善本叢刊，第二集，280页，2005。

[6]写卷题跋中，还钤有“王树枏印”

（白文）、“臣树枏印”

（白文）、“树枏印”

（白文）、“晋卿”

（朱文）等印，参见《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下，70～71页；李熙斋《禹域墨书遗珍——记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写本、写经》，载《中国书法》，2010（8），49～52页。

[7][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142页，中华书局，2003。

[8][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280～283页。

该卷图片原无序号，本书为便于讨论，按照《禹域墨书集成》的刊布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以做标识：即原书第280页的3张图片分别用图9-1、图9-2、图9-3表示，第281页的3张图片依次标为图9-4、图9-5、图9-6，第282页的2张图片标为图9-7、图9-8，第283页的3张图片标为图9-9、图9-10、图9-11。

所有图片均附于本节最后。

[9]参见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12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11]个别习字的行末还有“之”

“而”

等字，当为填补空白之用，因无意义，故不计入字数中。

[12]有关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残片，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一文有精细梳理，文中指出，“《千字文》之多见，可证唐代自贞观以至天宝或更后时期，《千字文》为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习字之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