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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2页）

（参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唐长孺：《山居存稿三编》，300～311页，中华书局，2011）。

需要补充的是，2004年巴达木出土文献中，有古写本《千字文》一件（115号墓）。

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66～67页，中华书局，2008。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4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14][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29页，法藏馆，1990。

[15][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74页。

[16]图版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56页；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载《文物》，2007（2），62～65页。

[17]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6），182～194页。

[18][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185页，长春出版社，1989。

[19]《隋书》卷九《礼仪志四》，181、182页，中华书局，1973。

[20]《唐会要》卷八二《休假》，1518页，中华书局，1955。

[21]《唐会要》卷二九《追赏》，540页。

[22]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600页，中华书局，2006；[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661页；[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补编：《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1415页，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

其中“八月五日”

，《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作“八月十五日”

，池田温已指出“十五”

之误，参见[日]池田温《天长节管见》，见《日本古代の的政治と文化》，330页，吉川弘文馆，1987。

[23]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406、49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4]敦煌所出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和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中，秋分分别为八月七日和八月十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12、622页），P.3247v和S.95中秋分为八月九日，P.4627+P.4645+P.5548《唐乾宁二年乙卯岁（895）具注历日》中，秋分为八月廿三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96页）。

[25]按唐令，八月五日千秋节，放假三天（节前一日，节后一日），具体为八月四日、五日、六日。

但因学生尚在患病，无法享受休假三日的恩赐，因而为作补偿，特将假日延至八日。

[2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5卷，60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392页。

[28]王永兴：《敦煌差科簿考释》，载《历史研究》，1957（12），77页；[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张元嵩的“学生”

身份，李正宇据P.2832《天宝年代敦煌县学状》所见“县学”

“给学生”

“张元嵩”

等信息，指出张元嵩是县学生（《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西村元佑推断张元嵩“也许是太学生，认为他是州县学生，也无不可”

（《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高明士认为，P.2832《敦煌县学状》中的张元嵩是县学生，P.3559《差科簿》中的张元嵩是中央的四门学生，也就是张元嵩以县学生身份升入中央的四门学（《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326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29][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

[30]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39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1]《唐会要》卷八二《当直》，1516页，中华书局，1955。

[32]《旧唐书》卷一三六《窦参传》，3745页，中华书局，1975。

[3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156～157页，文物出版社，1990。

[34]67TAM376：03（a）《唐西州高昌县诸乡里正上直暨不到人名籍》，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572～573页，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