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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论P t 1045乌鸣占的来源及其影响（第6页）

但是，宫廷的印玺为何要选择“飞鸟展翅状”

的图案呢？这恐怕与吐蕃对飞鸟的崇拜及鸟占卜的流行有关。

正如王尧先生所说，吐蕃对飞鸟的灵异性有特殊的敏感，常常根据飞鸟飞向、鸣声和食物来占吉凶[72]，这在前引P.t.1045《乌鸣占吉凶书》中得到了绝好的说明与体现。

张氏归义军时期，以乌鸣占为核心的鸟占卜在敦煌地区仍然盛行。

P.3888《乌鸣占》尾题“咸通十一年（870）岁次庚寅二月廿八日记”

，是时正当张议潮“束身归阙”

、张淮深代守归义军之际，卷中保存了“行路占第五”

“军营占第七”

等篇目[73]，说明以乌鸣为据而进行的吉凶占卜已广泛用于民众的日常出行以及将士的军阵安营中。

P.3479《乌占习要事法》和P.3988《乌占临决》亦以乌鸦鸣叫的时间（十二时）、地点（十二地）、方向（九方）等要素来预测吉凶，其中的《方位时辰占卜表》与P.t.1045所见的《乌鸣占卜表》结构非常相近。

比照敦煌所出十二时占法的时代背景[74]，我们可将P.3479和P.3988两件文书的抄写年代推定为归义军时期。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飞鸟的关注具有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的儒家经典如《周易》《诗经》中都有涉及飞鸟意象的描述。

汉代谶纬之学兴起后，飞鸟献瑞的主题由于被赋予了宣示帝王受命或民心所向的特别功能，故在历代史籍中不绝于书。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所收《廿祥瑞》中即有白雀、凤凰和五色鸟的描述。

其中作为中瑞的白雀[75]，在敦煌“三楚渔人”

张永的创作下，很好地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联系了起来。

如P.2594+P.2864《白雀歌》诗云：“白雀飞来过白亭，皷（鼓）翅翻身入帝城。

深向后宫呈宝瑞，玉楼高处送嘉声。

……自从汤帝升遐后，白雀无因宿帝廷。

今来降瑞报成康，果见河西再册王。”

[76]即通过白雀献瑞的渲染为金山国的建立摇旗呐喊，同时也与张承奉“白衣天子”

的称号相呼应，白雀因而成为张承奉统治及金山国立国的祥瑞之鸟。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还出现了“白鹰呈祥”

的现象，这在曹氏归义军的开创者——曹议金的上台执政中有生动体现。

S.1655《白鹰呈祥诗二首》即是颂扬“尚书秉节龙沙”

（曹议金统治敦煌）的诗作[77]。

如诗云：“尚书德备三边静，八方四海尽归从。

白鹰异俊今来现，雪羽新成力更雄。”

序中也提到：“我尚书道亚先贤，现得白鹰眼见。”

[78]显然，宣示帝王受命的吉祥之鸟已从白雀演变成白鹰。

可以想见，白鹰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必然备受瞩目和尊崇。

尽管现有材料中还无法证明鸟形押与鸟占卜有所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吐蕃占领敦煌以来，沙州官民百姓对飞鸟形态及其占卜意象倾注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和探究热情，这固然是中国古代“飞鸟献瑞”

文化根深蒂固的反映，但它在丝路重镇敦煌的渗透，显然与吐蕃鸟占的流行不无关系。

由于鸟形押广泛适用于各种物资财赋档案和行政文书中，很大程度上是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强化手段，并成为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种标志性符号[80]。

因此，如果上述推论合理，那么吐蕃时期的鸟占术对于沙州归义军政权的深远影响确是毋庸置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