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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论P t 1045乌鸣占的来源及其影响（第5页）

根据“供施多玛仪轨”

的描述，乌鸦分别在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天空上方等鸣叫且占为凶兆时，那么就应呈献牛奶、白芥子、净水、白芥子、肉、鲜花、安息香、稻米、粟米等物品（参见表10-1），“如果乌鸦接受了供品，那么恶劣的命运就会被消除驱散”

[57]。

在这些供品中，谷物和肉食牛奶是献给神鸟乌鸦的食品，而供施鲜花、净水和安息香则更代表着一种对神灵的虔敬。

一般来说，吐蕃人在各种供神施鬼的宗教活动中，这几种物品都是必备的[58]。

不过，在俄藏汉文残卷Дx.6133《祭乌法》中亦有牛乳和安息香的记载：

表10-1P.t.1045所见乌鸣九方供施多玛表

劳费尔指出，遇到可怕的预兆而应献给乌鸦的供品中，有两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受印地语的影响，即白芥菜和安息香，后者本来就是梵文[60]。

法国学者茅甘补充说，与方向相联系的9种供品之中的两种（白胡椒和一种用于制造香料的树脂性物质蔓菁或黑香）均出自印度，另外两种（大米和鲜花）同样也是很著名的印度供物。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9种供物中的8种出自同一地区，这就不仅仅包含有其模式的一种印度起源的思想，而且还有在这种吐蕃方法中夹杂有印度因素的思想。”

[61]事实上，这些供品并非印度特有，因而不能作为“印度起源”

或“印度因素”

的依据。

如安息香，“通神明，辟众恶”

，前引焦贡“祭乌之法”

已有使用。

魏晋时期，安息香已是佛教寺庙或僧人常用的辟邪通神之物。

相传后赵石勒时，襄国城水源暴竭，石勒向法师佛图澄求救，法师“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62]。

据《隋书》卷83《西域志·龟兹》和《酉阳杂俎》卷18《广动植之三》记载，安息香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中亚波斯和西域龟兹等地[63]。

因此，劳费尔所谓“安息香出自印度”

的说法，以及由此作为论据之一推断P.t.1045渗透的印度渊源显然有欠准确。

相反，结合《隋书·经籍志》收录的《鸟情占》《鸟情逆占》《鸟情书》《占鸟情》等鸟占典籍以及唐代社会流行的奉乌祈福之风，我们更倾向于陈楠先生的观点：即P.t.1045来自汉文鸟占传统的可能性更大。

二、吐蕃鸟占的影响

吐蕃人对飞鸟倾注的探究热情，或许从飞鸟使的设置中得到说明。

飞鸟使为吐蕃设立的传达军情政令的专职官员。

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吐蕃大将徐舍人为唐英国公李勣后裔，不忍残杀城中居民，正当犹豫不决之际，“会飞鸟使至，召其军还，遂引去。

飞鸟，犹传骑也”

[69]。

白居易《新乐府·城盐州》诗云：“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

就是飞鸟使驰报军政要闻的反映。

P.t.1083《禁止抄掠沙州汉户女子告牒》和P.t.1085《今后不得掠夺、侵占沙州汉户果园告牒》两件文书中均有朱红钤印，前者钤印的图案是具有双翅的飞兽，可能是飞狗或飞马，印边的文字译作汉文为“大将军敕令之印”

；后者钤印的图案是双翅展开的飞鸟，印边的文字可译作“亨迦宫敕令之印”

。

这两枚红色钤印的作用之一是表明发文机关的权威性，其次还可能是作为驿传的标志。

飞马（或飞狗）图案之印是发自军镇，而飞鸟图案之印则发自王廷内府[70]。

由此来看，飞鸟使即指专门发送吐蕃宫廷王府盖有展翅飞鸟状印玺文书的使臣[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