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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补遗（第7页）

这些关乎归义军财赋、物资和牲畜管理的状文及判凭并不始于曹氏，早在张淮深执掌归义军时期（867—890）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判凭”

文书，这在光启三年（887）张淮深签署与批示的一系列牒状中有明确反映。

表10-2光启三年（887）张淮深处分牒状表[125]

表10-2中，P.3569v中张淮深的批示值得注意。

“付阴季丰算过”

，即指派阴季丰对官酒的支出与破用情况进行“算会”

和审核。

同卷《押衙阴季丰牒》称：“右奉判令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从三月廿二日于官仓请酒本贰拾驮，又四月九日请酒本粟壹拾伍驮，两件共请粟叁拾伍驮。

准粟数合纳酒捌拾柒瓮半，诸处供给使客及设会赛神，一一逐件算会如后。”

[126]牒文中，阴季丰以押衙的身份对酒本、酒账和酒历进行钩稽和核算，实际上扮演了“勾官”

的角色。

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指出，勾检制是行政管理制度的核心，以勾检制为核心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形成唐前期文治武功卓著，经济繁荣，文物昌盛的重要条件。

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官文书中，某日受某日行判、录事勾检稽失、录事参军勾讫，这三者构成对每个官府都适用的勾检制[127]。

但归义军时期，诸如押衙阴季丰之类执行“算会”

职责的勾官并不多见。

更多的情况是节度使直接对财政和物资账目的钩稽和审核，这在张淮深、曹元忠、曹延禄时期，都呈现出财务管理中的共通性特征。

换个角度来看，使主对财赋和物资用度的钩稽，以及对牲畜支给及死亡后皮肉处理方式的核查，体现出归义军节度使所具有的“观察处置支度营田押蕃落等使”

[128]及“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

[129]的性质。

无论是“支度营田”

或是“管内营田”

，都说明使主也是管内最高的财政长官，因而在那些有关物资供应和驼马支用情况的牒状中，使主在三日之内的批示——“判凭”

无疑也体现了较高效率的财务勾检。

另一方面，光启三年酒司曹文晟的牒状及判凭，就性质而言，同样是财务支出情况的报告，并请求使主的钩稽与审核。

无论行文、格式还是批示，都可在10世纪后期的“判凭”

文书中找到对应，从中不难看出归义军曹氏对于张氏制度的因袭与拓展。

唯一不同者，使主的押署，从张淮深的亲笔签名，到曹元忠、曹延禄的鸟形押，正好佐证了我们对归义军曹氏鸟形押的认识：即鸟形押的作用和意义并不限于节度使签名的一种形象图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强化手段，也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种标志性符号[130]。

表10-3敦煌文献所见曹延禄判凭表[131]

[1][法]巴考（J.Bacot）：《闪电预兆表：藏文文献的刊布和翻译》，载《亚细亚学报》（第2套），1913（1）；[美]劳费尔：《吐蕃的鸟卜》，见赵炳昌，陈楠译：《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法]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见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法]戴思博（eDespeux），“Auguromaioédanslaemédéivale，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2003，pp.465-467.

[2]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3）；王尧，陈践：《吐蕃的鸟卜研究——P.T.1045号卷子译解》，见《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杨士宏：《敦煌古藏文残卷〈鸦鸣占卜法〉译释并探源》，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2）；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陈楠：《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P.T.1045号、P.3988号与P.3479号文书解析》，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345～3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房继荣：《敦煌本〈乌鸣占〉吉凶书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3册，16页，彩图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洪迈：《容斋随笔》，2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陈楠：《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P.T.1045号、P.3988号与P.3479号文书解析》，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348～349页。

[7]王尧、陈践：《吐蕃的鸟卜研究——P.T.1045号卷子译解》，见《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郯子，春秋郯国国君，相传孔子“学鸟名官于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