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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补遗（第6页）

若以荆公王安石而论，所押“石”

字亦是草书写成，有时随意走笔竟被识为“歹”

字，因而荆公力图修正，但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这则故事表明，宋时押字即以代名，“不复书名也”

[116]，此种现象甚为常见。

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曾说：“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尺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

[117]可见，无论官方表章还是民间书尺牍，“花押”

的使用确实非常广泛。

鸟形押的签署，笔者曾指出应与10世纪敦煌地区流行的飞鸟献瑞现象有关。

或可参照的是，昭宗乾宁二年（895），割据越州自立为帝的董昌，就很好地利用了“鸟兽”

的祥瑞意义。

《新唐书·董昌传》载：

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

’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攘难。

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

即图以示昌，昌大喜。

[122]

关于董昌称帝之事，《新五代史·钱镠世家》载：“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等，以妖言惑昌，献鸟兽为符瑞。

牙将倪德儒谓昌曰：‘囊时谣言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祷祠之，亲王书名与图类。

’因出图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称皇帝，国号罗平，改元顺天，分其兵为两军，中军衣黄，外军衣白，铭其衣曰‘归义’。”

[123]罗平鸟由于“四目而三足”

，形象上与普通鸟类完全不同，且出自《越中秘记》，因而更增加了它的神异色彩。

此鸟见于吴越地区，且能主宰吉凶福祸，因此在吴越之地被奉为神鸟。

盖由于此，董昌自立称帝，自然而然地与“罗平鸟”

联系起来，不仅国号为“罗平”

，而且署名“文与鸟类”

，似乎也打上了鸟形押的印迹。

这种建国称帝的神异色彩，很容易与稍晚时候“白衣天子”

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的白雀献瑞景象联系起来。

颇有意思的是，董昌的军队，改编为“归义”

，不经意间亦与沙州归义军巧合。

联系曹议金时的《白鹰呈祥诗二首》（S.1655），不难看出，曹氏归义军的鸟形押创制，可能与董昌称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借助祥瑞神鸟的象征性庇护，完成对敦煌长久统治的愿望。

法国学者艾丽白指出，鸟形押的使用最勤的是“那些与归义军节度使最高权力机构往来的物资供应报告中”

[124]。

进一步来说，鸟形押大多出现于归义军节度使对衙内诸司（宴设司、内宅司、柴场司、酒司、军资库司、羊司、作坊司）、驼官、知马官有关财赋、物资和牲畜管理的钩稽与审核中，这在以“为凭”

为标志的诸司上状及“判凭”

中有明确体现（P.2641、P.2737、P.3160、P.3272、P.3878、S.3728、S.5571、S.5590、S.2474、S.6998B、S.8666、S.8673、S.9455、羽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