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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1页）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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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质而言，S.P12是公元9世纪末在长安东市“大刀家”

刻印的一件历日残本。

此时象征大一统王权的官方历本不能及时有效地颁行全国，剑南东、西两川的成都府，淮南道的扬州，“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

[34]，甚至天子脚下的京师长安，也有专门的印刷店铺堂而皇之地印制历日。

这些在市场上鬻卖的印本私历，使用者主要是社会中下层，因而是不同于“太史历本”

的民间“小历”

，可谓是“一种流传在当时社会中的次文化产物，所反映的思维形态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35]。

如“周公五鼓”

所见的失物、走失占卜，敦煌文献中有P.3602v、P.3081、P.4996、P.4761、P.4711v、Дx.1236、BD14684、BD10225、羽56v9件文书都涉及了“占走失”

的相关内容，但正史书目仅有《隋志》收录“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

，这说明“占走失”

可能只是民间流行的占卜术，不为士君子重视，所以在传统志书中没有著录[36]。

就内容来说，S.P12《上都历日》渗透着浓烈的“阴阳杂占”

元素。

不论是周公五鼓逐失物法，还是周公八天出行图以及“八门占雷”

，都有特定的阴阳术数文献相依托，并在日期、方位呈现的时间、空间变化中进行失物（走失）、出行及年岁光景的推占。

于是，“所有日常活动的成败以至个人的命运皆取决于宇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秩序”

[37]，进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到“决万民之犹豫”

[38]的作用。

就纂修而言，编者结合民众“卜择吉凶”

的需要，对中古社会颇为流行的阴阳术数文献（《推神龟占走失法》《周公八天出行图》等）进行加工、改造，进而将术数文献表达的主旨和核心内容，以一种简明扼要的图文并茂形式融入具注历日中。

这就使得中古历日不仅通过“敬授人时”

“序日纪事”

的功能给人们的立身行事提供时间指南。

而且，通过五姓修造、八门占雷、九曜行年（S.P10）、十干推病、十二属相（S.P6）、周公出行等术数元素的渗透，使得历日在民间社会中还扮演着“检吉定凶”

和“阴阳杂占”

的作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

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渗透的禄命推占和趋吉避凶内容有很大关系。

[1][日]妹尾达彦：《唐代长安东市民间的印刷业》，见《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5，226～234页；《唐代长安东市の印刷业》，见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著：《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200～238页，刀水书房，1999。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