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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这一点，志阳有充分的自觉。

他在《导论》中指出：“庚子救援行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

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

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志阳依据自己艰苦搜寻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上海图书馆藏陆树藩《救济日记》及相当于救济善会“征信录”

的《救济文牍》，盛宣怀档案中有关庚子救援的各类史料，以及《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相关资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侧重地详尽论述了这一史所罕见的大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及其影响，其中对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这两大救援主体组织的发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级成员、成立过程、具体的救援活动、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内容的梳理尤为细致入微。

此外，书中对救济款项的来源，特别是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及粤籍官员的独立捐款及其动机、成效，以及救济款项在京官间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与分析亦颇有所见。

至于对沦陷时京城世相与京官生活的摹写，对救援场景的叙述，更是历历如绘，每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还是书中的“余论”

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

与前六章偏重于叙事不同，这一部分的立意则在于阐释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

志阳在完整叙述庚子救援的全过程之后，特别从中拎出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等贯穿全书的五个关键词进行深入讨论，并以这种讨论来对庚子救援进行总结，不仅形式新颖，亦必有助于从更深广的脉络中理解庚子救援这一事件的由来及其演进。

如此大规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展开的救援，绝不会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浓缩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区域社会的变迁历史。

这正是志阳想要追踪的历史脉络。

他发现庚子救援的实际主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丝商：最早倡议庚子救援且一直负责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是丝商，负责东南济急善会日常事务的庞元济、施则敬是丝商，另一个救援组织“协济善会”

的创办人杨兆鏊也是丝商。

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

任何救援都得耗费财力，特别是像庚子救援这样大规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

丝商成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开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关。

由于地近江浙产丝区，上海出口贸易以蚕丝为最大宗，丝商因此而逐渐累积巨量财富，“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

。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丝商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

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

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

和“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