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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3页）

的初衷和本旨。

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

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七千余回南者中并非都是京官。

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

，“掩埋白骨几万千”

，“米面医药不计其数”

，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

实际上，救援以“乡谊”

相号召，以“省籍意识”

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

，这是国情，无可厚非。

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

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另外，关于“义赈”

在上海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志阳在分析这个关键词时，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

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

19世纪的上海，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帮的各自为政。

正是长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使得上海华人社会逐渐拥有了一个有别于官府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能为上海各省华人都认可的华人领袖。

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够调动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社会的力量，与统一的华人社会及其领袖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的出现密切相关。

当然，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不可能因为几次义赈就能成型，但义赈在增进帮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各移民群体的上海认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志阳这本书是厚实的，也是有见地的。

厚实而有见地，一方面说明他在这个题目上下过切实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著作虽未必炫目，但一定不会是过眼烟云。

周武

2018年6月14日

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