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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常知变（第1页）

二、观常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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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研究“救援行动”

，但本书的问题意识既不因为它是兵灾引起的救援而归属于灾荒史的范畴，也不因为它是由善会实施的救援而归属于慈善史的范畴。

[21]本书首先是将这次救援行动视为一次事件，有开始有结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详细的救援过程，有丰富的救援细节，即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书最为着力的地方。

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救援事件。

从组织者来看，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前身是济急善局）可以说是直接秉承时任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意旨而设立的。

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鸿章进京议和时所带幕府人员而设的，且就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办公。

此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留守京官实施了独立于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之外的救援之举；庆亲王奕劻也电谕各省在旗督抚捐款接济在京旗籍官民。

完全可以说，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大都参与了这场救援行动。

从动员范围来看，盛宣怀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电报局以李鸿章的名义向“各省督抚河漕提镇藩臬运道”

发电呼吁“设法劝助各省同志”

，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

可见，这次救援事件的动员规模事实上已超越了东南各省的范围，直接面向全国。

从救援效果来看，据救济善会创办人兼主持者陆树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

。

实际上，将被难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过是此次救援行动的计划之一。

随着京城秩序的逐渐恢复，两宫回銮的传言不断，许多京官并不愿意渡海回南，因此在朝廷俸禄尚无法指望的庚子秋冬之季，留守京城的京官们主要依靠东南济急善会通过各种方式筹汇至京的款项度日。

据李鸿章奏稿言，东南济急善会“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

。

此外，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还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

，“掩埋白骨几万千”

，“米面医药不计其数”

。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规模的救援事件，其本身便已具有独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笔者看来，且不论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单由救援行动牵扯进来的各种问题或视角，已足以令我们对庚子国变产生新的认知和观感。

既然是一次救援行动，那么下面这些问题便不得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庚子国变期间的北京城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中？大批来不及随扈西行的京官，在俸禄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如何求得生存？数量更多的京津平民百姓，在八国联军占领下何以过活？南北之间的交通何时中断？交通中断后，一些寓京南省人士如何克服重重障碍逃回南方？南北之间何时开始音信不通？通信中断后的东南社会如何获悉或想象北方境况？概言之，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一个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庚子救援行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

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

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上。

如果说本书在尽量完整叙述庚子救援事件之外，还有什么企图的话，那就是希望通过呈现庚子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见叶知秋，即感受和体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常中国及其变化。

事实上，对于这些日常世界及其变化的关注，反过来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重要政令何以出台？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进程何以能够成为现实？例如，庚子年八月三日（1900年8月27日），行在军机处发布上谕：“现在已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昆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均作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

[22]辅助奕劻议和的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中，只有陈夔龙一位汉大臣，而以陈夔龙当时的官阶品秩而言，显然是轮不到他作为留京办事大臣的。

陈夔龙当时署理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且不论正二品的各部院左右侍郎，单从一品的各部院汉尚书，当时在京的就有吏部尚书徐郙、兵部尚书徐会沣和礼部尚书廖寿恒等。

[23]为何是陈夔龙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据《梦蕉亭杂记》记载，八国联军破城后，陈夔龙借寓黑芝麻胡同胡砚孙宅，而胡宅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文之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