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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常知变（第2页）

陈夔龙派仆人前往舒宅探听消息，而舒文早已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成为当时中外得以接触沟通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渠道，昆冈、敬信、裕德等满大臣也多聚集在舒宅“会商要事”

。

用陈夔龙的话来说：“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

[24]陈夔龙因此参与到昆冈等满大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是向行在报告他们与赫德会晤的情形，并请派庆亲王奕劻回京议和。

该奏折共有十人列名，除了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

的八人外，还有舒文和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许佑身，而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当是因为他和陈夔龙作为姻亲而同在胡砚孙宅避难之故。

这封发于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折，八月二日到达行在，是两宫自七月二十一日西行后，首次获悉的来自京城的信息。

行在军机处于八月三日向奕劻、赫德和昆冈等分别发布了三道上谕，内容完全与昆冈等人的奏折相呼应，清廷中枢指挥下的中外沟通和联络由此正式开局。

[25]陈夔龙因此机缘而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正在逃难的两宫而言，明确知道仍留守在京的满汉臣僚，就是“均住东四牌楼迤北”

的这十位列衔者，留京办事大臣从中产生合情合理。

[26]陈夔龙事后追忆表示：“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

[27]郭则沄更在《庚子诗鉴》中将陈夔龙被任命为留守大臣一事，称之为“异数”

。

[28]不久，升任顺天府府尹的陈夔龙和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的兵部尚书徐会沣联衔上奏，便自称“兵部尚（书）·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臣徐会沣、留京办事大臣·顺天府府尹臣陈夔龙跪奏”

。

[29]

再以电报通信为例。

承平之日电报畅达之时，人们对于电报之于朝政大局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太大感觉，然而一旦有事，则其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

前文所述清廷中枢在逃难初期，与各省督抚、留守京官的短暂失联所带来的人心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东南督抚在策划中外互保时，南北之间电报通信状况的不断恶化，恰恰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内阁奉上谕”

的形式发布“宣战诏书”

，并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

。

[30]由于京城与外界的电报通信在五月十二日前后便开始出现问题[31]，上谕以“六百里加紧”

的形式传递，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济南。

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当即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表示“是以大裂”

，并询“从何收拾”

。

[32]盛宣怀当天便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

的倡议，并强调“须趁未宣战之先”

，由刘坤一、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

。

[33]盛宣怀所谓“未宣战”

，可由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袁世凯的电文只是略述上谕大意，特别强调朝廷“饬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

，令盛宣怀误以为朝廷尚未宣战；二是或许在盛宣怀的意识中，只要各省督抚尚未接到宣战诏书，那对这些督抚而言，就是尚“未宣战”

。

后来盛宣怀《愚斋存稿》收录的电文便是更容易理解的“须趁未奉旨之先”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