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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常知变（第3页）

也就是说，李、刘、张“东南三大帅”

从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获悉朝廷旨意，到正式接奉朝廷谕旨，其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东南互保”

正是在此期间筹议开局。

从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正式向刘、张二督提议，到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奉刘、张电令，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开议“东南互保”

，“双方有机会互陈立场，彼此有所谅解”

[35]，时间虽然相当紧迫，刘张二督作出决策也很迅速[36]，但兹事体大，决策者的内心不可能不反复考虑、多有踌躇。

刘坤一在复电赞同前，曾专门致电张之洞探询“是否可行”

[37]，而李鸿章为鼓励刘张二督，也于五月二十九日致电盛宣怀明确表示态度：“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

，并嘱咐盛宣怀“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

。

[38]

毕竟是抗旨不遵，如果这只是个别督抚的单独行动，结果可想而知；但如果是有实力的督抚们的集体态度，则另当别论。

因而这些督抚们在“举大事”

之前联络沟通，协调立场就显得相当必要。

[39]或许正是由于“东南三大帅”

经过私下沟通达成了共识[40]，刘、张二督于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

开议之时，又会衔电奏朝廷，表示长江一带“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

，并请求朝廷“亟思变计”

。

[41]上海道余联沅在“东南互保”

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便以“现在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

为刘、张二督异于清廷中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前提，并强调只要章程“由各领事调印生效”

，则“不论朝旨如何变化”

，刘、张二督都“必恪守章程”

。

[42]显然，刘、张二督的如意算盘正是，在“宣战上谕”

正式递到之前，造成“东南互保”

的既定事实。

在此期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还联名致电俄国外交部，声明“并未奉有开战谕旨”

[43]。

另外，盛宣怀一方面致电江鄂粤三督和苏浙皖三抚，指出宣战诏书“若一传播，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立刻危变”

，请求“各大府飞饬各局，不准宣扬”

[44]；另一方面致电各电报局，“暂勿宣泄”

宣战诏书，“致碍东南大局”

。

[45]可以说，恰是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东南互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