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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东南各省和救援经费（第7页）

[36]张之洞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收到盛宣怀倡议“东南互保”

的来电，当天晚上便复电表示赞同，参见《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8页；刘坤一则于五月二十九日复电表示赞同，参见《刘岘帅来电》，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39b～140a页。

[37]《刘制台来电》，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9页。

[38]《寄盛京堂》，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4～75页。

[39]这一点对于历史的影响相当深远而重大。

庚子国变期间，督抚们频繁地“会衔上奏”

对朝廷施压，已令朝廷深感不安。

据李细珠研究，清末新政之初，朝廷谕令包括各省督抚在内的大臣们，就新政如何开展，“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

各省督抚起初准备联衔会奏，后因得知“上面的意思不愿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

，而放弃此举。

然而在刘坤一的坚持下，江鄂两处仍采取了联衔会奏的形式。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2）。

此后的清末新政期间，各省督抚们的“联衔会奏”

之举仍频频出现，直至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们联衔逼宫，清王朝终由此作古。

[40]《寄江鄂刘张两帅》《寄李傅相》，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40a～140b页。

[41]相对于李鸿章将二十五日宣战上谕认为是“矫诏”

“乱命”

的激烈态度，刘、张二人的此封会衔电奏，虽然也是抗命不遵，但态度已婉转温和许多，参见《会衔电奏》，见《张之洞全集》第3册，2150～2152页。

[42]戴海斌：《“东南互保”

究竟有没有“议定”

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

[43]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210页；《致杨儒》，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6页。

[44]《寄江鄂粤三制军苏浙皖三中丞》，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46a页。

[45]《盛宣怀致各电局》，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98页。

[46]因为《申报》馆本身便积极参与到救援行动中，《申报》馆协赈所是当时善会组织经收捐款的一个重要机构，仅在庚子年间便刊登了八次捐款清单。

《申报》馆协赈所的负责人席裕福同时也是济急善局的发起人之一和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之一。

因此，《申报》几乎就相当于东南济急善会的机关报，有关救援行动的信息，《申报》都最早刊登，内容也最全面。

[47]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刘学照：《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48]与东南互保相关的两个核心文件的正式名称是“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

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参见戴海斌：《“东南互保”

究竟有没有“议定”

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

[49]金家瑞之《论“东南互保”

》和谢俊美之《“东南互保”

再探讨》均如此表述，见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357、368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