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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东南各省和救援经费（第6页）

由上所述，以往关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因为救济善会以红十字作旗号进行救援的举动，使得众多学者均将庚子救援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

从学术脉络上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均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史或慈善救济史的范畴进行考察与论述，缺乏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来龙去脉的细致考察，而这正是本书所欲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22]《军机处寄大学士昆冈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3～514页。

[23]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3～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25]《军机处寄庆亲王奕劻等上谕》《军机处寄总税务司赫德上谕》《军机处寄大学士昆冈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3～514页。

[26]《大学士昆冈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5页。

[2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5页。

[28]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册，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事实上，陈夔龙身为荣禄的亲信幕僚，此前又刚刚署理过顺天府尹，应该也是其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

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29]《徐会沣等奏报怀柔义和团戕官劫狱及调兵剿办情形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8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30]《上谕》《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62～163页；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8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31]主管电报事务的盛宣怀曾询问天津电报局，“何以十三后京中无信”

？在五月二十三日又对保定电报局表示：“十日内无上谕，望择要电寄”

。

《盛宣怀致王继善电》《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0、73页。

[32]《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6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3]《盛京堂来电》，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0页；《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见苑书义、孙华锋、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盛宣怀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提出“东南互保”

之议，是因为他和赵凤昌、何嗣焜等居住于上海的著名绅士在此之前便有此种设想，而这也体现了“在当地有着巨大利益的绅商阶层”

的立场。

参见戴海斌：《“上海中外官绅”

与“东南互保”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

、“迎銮”

之辨》，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2）。

[34]《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38b页，《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七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该版本是据1939年盛恩颐等刻本影印而成。

）

[35]据戴海斌研究，“东南互保”

最终没有“议定”

所谓的约款，而只是以互换照会的形式确立了某种和平性质的原则，从而达成了中外保护的谅解。

参见戴海斌：《“东南互保”

究竟有没有“议定”

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