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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东南各省和救援经费（第5页）

实际上，此后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国家力量在其中也隐约居于主导地位。

参见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20～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21]目前为止，专门对庚子救援事件进行探讨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李文海、朱浒2004年发表于《清史研究》的论文《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篇是阮清华于2005年发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

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

李文海、朱浒一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江南地方精英何以能在此时跋涉数千里，到地域性质完全不同的华北地区开展救援行动”

。

其问题背后的理论关怀是，通过对庚子救援事件的梳理和研究来反思“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设定的界限”

。

李文海长期致力于灾荒史研究，也是国内最早对晚清义赈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李文海将义赈视为“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的”

一种“民捐民办”

的慈善活动，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

。

因为民间自发组织的赈灾行为在义赈兴起之前便已存在，那晚清义赈又如何与此前的民间赈灾进行区分呢？李文海指出以往的民间赈灾“具有很大的地区局限性”

，“某个地方发生了灾荒，就在该地区范围内进行募捐活动，至多也只是扩展到旅居个别大城市的本籍同乡范围，募捐的赈款自然也限于赈济本地的灾民”

；而“光绪初年兴起的义赈，则完全突破了狭隘地区的局限，赈济对象，往往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地区，募捐的范围，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募捐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海外的爱国华侨”

。

参见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载《清史研究》，1993（3）。

此后，朱浒在其博士论文《晚清义赈研究》和专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对晚清义赈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理论关怀也一以贯之，即通过对晚清义赈的研究来突破以往的地方史研究框架。

或许，正是因为李文海、朱浒长期专注于灾荒史和义赈研究，故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赈济史的范畴，尤其是从义赈这个角度进行解读。

虽然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的全貌进行了概述，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有限的篇幅，都使得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的叙述显得过于简单，很多救援关节都没有梳理清楚。

例如，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工明确的救援活动混为一谈，没有注意到济急善局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这一救援机构的重要变化，也就更不会注意到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奕劻等疆吏、重臣独立于两大善会组织之外的救援活动。

当然，这些要求对于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而言，显然是苛求，更何况该文的论述目的也并不在于救援事件本身。

阮清华的论文主要从慈善救济的角度看待庚子救援事件，且完全将庚子救援事件视作一次义赈。

同样，该文限于篇幅对于救援事件的叙述也较为简单。

除上述两篇专文外，朱浒、杨念群合作的《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5）］、池子华的《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2）］和周秋光、杨智芳合作的《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等论文也都涉及庚子救援事件，但均将其划归有关红十字会起源的论述中，重心都是在救济善会的“红十字”

上。

除论文外，一些著作或多或少也涉及庚子救援事件。

较早关注这一事件的是闵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其以“中国救济善会——红十字的先声”

为小标题对陆树藩与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进行了简介。

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论述“义赈场域中的中国与西方”

时，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脉络中再次进行叙述与分析，与此前的论文相比，专著中的论述更关注“这场救援行动的红十字会性质”

的表达及其局限。

张建俅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一书中以“援引红十字会名义的慈善团体”

为小节标题，论述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会在庚子年间“模仿红十字会”

的救援行动，指出“两会声称模仿红十字会宗旨，事实证明也不过是便宜行事的措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