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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官的社交及其在联军破城之初的活动（第3页）

的显著成效。

与此相反，四川京官则因一笔蜀学堂名下的公款而纠纷不断。

蜀学堂是戊戌年间由四川京官杨锐、骆成襄、高枏、王乃征、李稷勋、傅增湘、乔树枏、曾鉴、汪世杰、郭灿、高树、蔡镇藩等奏请设立。

[104]蜀学堂的公款相当于在京四川籍官商士民的公产，面临京师大乱的局面，四川京官赵翼之表示：“学堂公项，凡家眷可走者，均挪以行。”

高枏作为公款管理人亦表示：“事有轻重，时有缓急，所言极是。”

因京津道路不通，家眷欲南归但无路可走，于是挪用公款事作罢论。

不过，自此以后在京四川人都对这笔公款虎视眈眈：“孟甫信来，言侍卫杜、秦、陈汹汹然向之言，学堂公费任少梁曾用若干，是从翼翁处拨用，伊等亦要用”

；“少平来，言：萍三欲送其姑丈去绛州，欲挪银三百”

；“夜闻子厚与奂如信，言分则不敢，借则要多借”

；“茂萱、金波来，以翼翁欲用七百以上，萍必六百以上”

。

[105]面对这种“饿鬼太多”

，均“望分借公款”

的局面，高枏作恨恨之言：“必欲搅我，则以存款捐入五城团防。”

后来由其他四川京官主持，果然“将款及房屋报销”

。

联军破城后，两宫仓猝西狩，既未对京城留守事宜作任何布置，又在西逃过程中一度与留守京官失去了联系。

对留守京官而言，与朝廷中枢失去联系，实际上便意味着往日朝廷秩序的不复存在。

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

中国君臣堕甑不顾，闻洋人颇欲言归于好，举朝无与接谈者。”

[106]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表示：“洋兵入城已数日，王公大臣无出见者，觅庆王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员会晤，先通彼此之情。

余乃与敬子斋尚书分头纠合满汉诸公。”

[107]高枏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京惟昆、敬、那、溥、善等七人。

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不理”

，“昆、敬等讬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

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

[108]在此“京师臣工毫无头绪”

之时，留守京官们各自为群，各行其是，冀挽大局。

叶昌炽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闻留京大小诸臣，各树标帜，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郭春畬与枢曹诸君为一班，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并请议抚。”

[109]叶昌炽之语得诸传闻，虽不太准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所谓“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

便是事实，据《清实录》记载，八月十五日，“吏部尚书徐郙等八十三人奏，京都自洋兵入城后，庙社安固，禁门以内亦尚完整。

五城地面各国分段驻扎，居民渐就安谧。

报闻”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