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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庚子围城（第4页）

官员职责与对朝廷的大义也是许多京官留守不走的重要原因。

就整体情况来说，华学澜所供职的翰林院，应算是京师各部院衙门中京官到职情况最好的衙门之一，叶昌炽因此认为“词臣无负朝廷矣”

[15]。

如前文所述，恽毓鼎在身边友人纷纷离京之时，便表示“予义不容去”

。

后听闻天津失守，恽毓鼎又表示：“余株守于兹，设使夷兵奄至，惟有朝服坐中堂，以一死报国而已。”

联军破城前夕，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余八口俱寄危城，惟扃门加锁，静待命数而已。”

[16]对于高枏而言，不愿离京出走的原因之一也是如此，“洋兵未到而先逃者，以为开花炮不及我国家宗社之重，僚友胶漆之人于我何干”

，高枏据此认为“先逃者鄙”

，并表示“予无取也”

。

[17]

对于高枏而言，另一层不走的原因是家累太重，缺乏路费。

事后在追述五六月不走的原因时，高枏自道衷曲：

胡砚生之行也，与我密信一封，言事必决裂，嘱设法出京。

宋芸子谓必屠城。

余于其时，未尝不慌。

遽转念弟兄全家三十口，毫无蓄积，日食且难，更从何处筹借路费。

于是死心塌地，守而不走。

[18]

对于当时大多数京官而言，走或不走，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能不能走才是问题。

之所以不能走，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缺乏路费。

同高枏一样，恽毓鼎不走的理由之一也是“家累过重”

[19]。

叶昌炽第一次谋划送家眷南下失败，在日记中感慨逃难花费之大：“南下车夫，欲壑无厌，余两车极驯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能不破格，先后所费，已逾五十金矣。”

[20]高枏也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友人逃难路上的花费：“砚六月初二由大同走，十二到太原，廿八又由太原入秦，川赀已二竿。”

[21]叶昌炽的同乡好友陆润庠，在六月中旬则因路费问题导致行程一改再改，“其初欲至卫辉依李子明，以饷不足，改计至保定府，最后又欲至行唐依永诗师”

。

而叶昌炽的另几位好友于六月下旬结伴南下，则采取了每人负责一段路程费用的办法：“子嘉无款，汉于更不名一钱，统归延陵支应；到兖州后，由子嘉筹款；到扬州后，由汉于筹款，如此通力合作，不为非策。”

[22]